从高校到机构，被规训的社会工作者

桂城督导培育

从高校到机构，被规训的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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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工作以专业的方式被引进中国这个奇特的国度，国家机器试图以此解决市场化带来的社会。随后，在短短十来年之间，社会工作专业已经遍布两百多家高校。时至今日，一批被“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已在政府购买服务下的机构艰难地生存着。说社工生存困难并不是空穴来风，近期不少社会工作者撰文表达其中的艰辛，表达社会工作者到底有多累；此外，笔者亦于南方某社工机构担任某项目负责人之一，更是感同身受。

回头来看，社工专业按道理来说，不是越发被国家重视吗？哪怕某些学者解释为国家通过社工来治理社会，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治理术。在过去我们或许更多的是关注整个社工行业或社工机构如何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然而，却忽略了作为一名社工真是的存在。虽社工被笼罩了各种的光环，但他们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笔者于本文中尝试描述社工机构是如何对社工进行一系列的规训，而在规训的背后乃国家将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者工具化的过程，而这种工具化的得益者不能空泛而简单地认为是国家机器。因此，社工机构乃一个隐藏在现实当中的一个规训场所。

在这个悄然无声的规训场所当中，社工无时无刻不被规训的气息笼罩，并且其渗透至社会工作者的每一个毛孔。在这个规训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在不同的时刻和场域接受着社工价值、行政工作、专业手法等方面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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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价值被某些社会工作者成为“灵魂”，“助人自助”、“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等早已被社会传统观念赋予了正面意义的词语被社会工作者挂在嘴边。从而可以察觉出社工在价值的渗透之深。这种价值的渗透并不是一时三刻的事，而是在社会工作者的求学阶段已开始。

在高校的社会工作系，当大学一年级新生开始修读社工专业课时，《社会工作概论》此门课已开始对社工学生灌输此等价值。然而，在灌输的过程当中更是以教条般地反复出现在学生的对社会工作认识阶段当中。经过了认识阶段，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即将步入此种价值深化的场所——社工机构。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社工系学生已经受到价值观潜移默化的洗礼，于大四实习期间，学生更以行动的方式对价值进行“实践”。此时，他者的规训在学生对社工价值的认知下启动。在实习期间，学生会受机构已有多年经验的社工影响和教育，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例如不能接受案主的一分一毫，哪怕是在不吃掉就即将变质的水果。久而久之，这种外部的规训则成为了习惯，当社工系学生毕业，正式成为社工之时，他者的规训成为了自我的规训，自己在工作中则与同工成为一种默契。

在学生时期，价值观的规训将在他们身上启动，毫无反思地对教条的全盘吸收，致使这种规训存在着延续的空间。当学生好不容易出现对此系列价值产生怀疑之时，掌握话语权的社工老师、督导和机构负责人则会通过对价值和事件进行诠释，将那些疑惑的部分合理化。可见，规训的系统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牢笼，当想冲破它的时候则受到其相互的作用力的反击，以此对其自身的保护。因此，社工价值观的规训系统建立在话语权上。

如果说在社工的价值观上是社工的自我规训，那么，社会工作者在处理行政的工作时，则是机构对社工肉体上的规训。行政本来是管理学的概念，而吊诡的是其被纳入了社工专业的内，经过各种诠释，其被视为与传统管理学不同。但无论它是否属于社会工作本身的一部分，其规训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其中，突如其来的行政工作和被窥视的财务工作更是让社工深存无力感的部分。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中，社工机构不能脱离政府的组织，而居委会则是与之联系最频繁的政府组织。由于在社工机构的项目评估工作中，居委会的意见是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工机构必须与居委会打好关系。然而，在打好关系的背后社工机构则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规训。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例子来看到这个规训的过程。

各片区的居委会虽是政府的组织，但仍然需要接受上级的评比，应对上级的评比，展示自己的“政绩”是评比的重要一环。既然社工机构需要在评估上仰仗居委会，那么居委会对社工机构提出要求也不为过分。每当居委会接受评比前后，则会向社工机构索要活动的资料，而这套资料也要社工机构重新按照模板撰写。机构的负责人、中心主任等机构上层显然不会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然而，却会将其推给一线社工完成。这样，可怜的一线社工除了处理手头上的服务工作外，还要处理这些行政的文书，以及一系列与居委会对接的“非专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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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应付居委会的事务，社会工作者在财务上亦须非常谨慎。项目申请获批后，机构负责人会一再强调机构非常穷，非常缺乏资源，做事必须省钱。因此某些机构要求自己的分站点和项目点在每月工作前后提交预算和决算。表面上看上去颇为合理，但深究则会发现，社工已经掉进了全敞式的监狱当中。机构的上层可以明确知道项目点的经费使用情况，然而，对于花不完和剩下的项目经费社工却一无所知。机构的上层会告知社工此部分的钱会经过巧妙的处理而成为行政经费，以作机构日后的发展所用。然而，若机构的项目点多了，剩余的钱亦从不同项目而来的时候，各分站点和各项目的社工又怎么能算清自下而上向母机构提供的剩余经费是多少。换言之，社工的上层或母机构能窥视每一个社工和分站点、项目点的经费使用情况，但下层的一线社工则不能清楚上级对经费的处理。这样，一线的、基层的工作者只能自觉地和小心翼翼地使用这些项目经费，实质已深深地被毫无保留地规训。

若当对此等行政工作出现怀疑的时候，社工的无力感则产生。首先，他们会自然而然觉得这是上级给予的任务，他们不得不从；其次，若向上级提出疑惑时，掌握话语权的机构负责人、督导、老师等则会再次施展他那巧妙的诠释，将此类工作合理化，其背后的潜台词为“这是必须做的”和“这是合理的”。因此行政工作使社工疲惫之外，亦悄悄地让社工感到无力，只是为完成任务而做事。渐渐地，社工则开始异化和物化，被规训成为规训的机器。

权力本来是不能被拥有的，其渗透在各种关系当中。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上述的规训时，虽然存在疑惑，但仍然摆脱不了所谓“专业”的框架。机构的上层对社工以话语的方式将各种被怀疑的事合理化，社工虽然提出怀疑，但他们大部分的怀疑在“社工专业是存在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们并没有尝试解构这一专业，因为他们需要证明和承认自己的存在。其中，导致了社工在专业手法上受到更为严重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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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17年瑞奇蒙德发表《社会诊断》一书则标志着社会工作成为一门专业，并奠定了个案工作的专业基础；1930年，在个案工作发展之际，柯义尔出版《群体的社会过程》，标志小组工作的开端；而社区工作的出现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但其出现时间也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观之社会工作专业手法出现的历史，不难发现社会工作专业手法从面对一个人而转向服务一群人，但其很多方面都能从古老的专业中觅得蛛丝马迹。个案工作的理论大部分是沿袭了心理学不同流派的知识，小组工作也离不开团体谘商的基础，而社区工作也离不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可见，这种“大杂烩”则成为了社会工作专业。

回到社工机构的服务当中，他们将服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具有统一的文书模板和格式，在开展每一项服务的时候必须运用某一个理论，以显示自身的专业性。同时，机构亦会将理论细化，建构一套服务流程和标准。这样对理论不断的运用和生产新的框架使社工对本专业不断地认同；在认同的背后其实是排他，在“专业”出现的同时“不专业”的概念也会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社工在机构要求下运用专业理论，创建服务流程等行为乃通过排他而承认自己的存在。这种“认同”即“认异”的过程当中社工也在机构推动和专业系统的约束下不知不觉地实现了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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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似乎仍未解答规训的背后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阅读这一系列对社工规训的技术。从国家层面来看，社会工作者在规训后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种诠释在不少学者的文章中已经提及。然而，社会工作者工具化的背后除此以外，往往沦为了生产者，而机构则是生产的机器。

他们的产品有几样：第一，机构上层的合法性。他们不断地驯服于上层的话语当中，致使机构上层的权利体系具有了无上的合法性。第二，机构上层对资源垄断的可能性。资源拥有多少的不透明，一线社会工作者在规训下，机构上层则能巧妙地分配资源，其中主要是资本。第三，社会工作专业的合法性。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和对自身的认同驱使社会工作的知识不断生产，从而强化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合法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循环，各种的合法性又会驱使社会工作者继续被规训，而自身被规训的时候又生产出各种的合法性和和能行。从中背后得益的不仅是国家机器，更是机构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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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工伙伴们，我们不要再沦为别人的工具，我们更不应该沦为别人的工具。我们是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拥有潜在于我们体内的勇气，对各种行为和现象作出怀疑、质问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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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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