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导知识之以“拾星者”的身份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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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知识之
以“拾星者”的身份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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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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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正值潮退，沙滩上留下不少被冲上岸的海星。年轻人不忍海星枯死，小心地把一个个海星捡回大海。一位过路人嘲笑他说：“留在沙滩上的海星那么多，你救得了多少呢？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算了！”年轻人坚定地对过路人说：“虽然我不能救回所有的海星，但是对每只回到水里的海星来说，这就是一个生机。”年轻人的热诚与毅力，吸引了海边的一群年轻人，一同参与拾星的行动……

（之一）偶然中的必然

开始决定敲击键盘的一瞬间，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高中毕业前夕，1983年的初夏。在我努力为进入北大而拼搏的时候，南开大学老师到学校介绍专业，仅仅一个课间，我几乎就决定了自己的新选择——南开社会学，因为当年北大社会学只招北京学生。这位教授就是后来我们系主任、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侯均生教授。告别了北大梦、律师梦，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的校友，成为我国恢复社会学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让我信念坚定的原因是父母的忠告，国家的需要就应该是自己的志愿，这也是20世纪40-60年代人的朴素信念，所以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很多人眼里放弃北大最好的专业，选择一个陌生的、很“危险”的专业，既可惜又冒险，运动一来说不定还会成为费孝通那样的“右派”！好在我还有29个伙伴，当我们30个憧憬着成为社会学 “拓荒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班级决定就是创办了一本名叫《拓荒》的杂志，没有上课的教材和参考资料，没有科班出身的专业师资，甚至连师兄、师姐都没有，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如同当年军垦战士进驻“北大荒”，一切从零做起！我们的课堂笔记，成为后来教科书的草稿，我们和老师一起翻译、编写教材，用手动油印机印刷、装订成册的教材，成为师弟师妹的教科书。第一本《社会学概论》正式出版时，我们作为社会学的“黄埔一期”同时也是教材的第一审稿人。如今，25年过去了，当年渴望“成名成家”的我们，见证了社会学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中的起落沉浮，凭着社会学告诉我们的做人道理和做事方法，在各自的领域中执著地前行。信念始终是我们行动的引导，关注社会和民生，认真做事，真诚为人，即使发挥的仅仅是路上一颗鹅卵石的作用，但也要让行走在上面的人步伐坚实，这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一种很踏实的满足。

也许，我命中注定是要做一个“拓荒者”，1987年保送读研的同时，我也被留在学校任教，成为一名学生工作辅导员。那年学校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杀和出走事件，出于专业的敏感，我觉得自己该做些事情，在校领导和老师的鼓励下，我带领学生白手起家办起了南开大学学生心理指导中心，课余时间在校内外开展心理辅导。当时学校卫生院和德育处也提供同样的服务，但是我们是挂靠团委的，去掉了心理咨询“标签化”的负面影响，更具亲切感，提供服务的虽然有些只是社会学高年级的学生，但大家喜欢这种“朋辈式”的辅导，两年之内面询、电话、信件咨询的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在校内外颇具影响。为了更好地普及心理学的知识，预防大学生心理疾患的发生，1990年我带领学生成立了一个学生社团“爱心俱乐部”，希望通过主动的宣传和引导让更多的学生能自如地面对人生中的困扰，我们开展心理测量指导、举办心理讲座和开辟心理健康专栏……当时做的工作现在看来不够专业，但这段经历使我对助人的理解丰富了很多，也为后来进入“社会工作”这个新的专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97年当我的恩师（也是当时的系主任）从香港考察回来，为建立社会工作专业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觉得我所做的10年学生工作也可以看作是非专业的学校社会工作，从此开始义无反顾地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进行“拓荒”。于是我又开始面对新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工作？怎样做社会工作？

（之二）“拓荒者”到“拾星者”

为了寻找答案，1998年初春我被系里派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访问，这次访问，让我消除了心中的迷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成为我社工生涯的起点。

给我答案的是我到达后不久一位香港学生送我的礼物：一个不起眼的小书签。书签是蓝绿色的，上面有大小不等的几个小海星，还有一个小故事。一天，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正值潮退，沙滩上留下不少被冲上岸的海星。年轻人不忍海星枯死，小心地把一个个海星捡回大海。一位过路人嘲笑他说：“留在沙滩上的海星那么多，你救得了多少呢？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算了！”年轻人坚定地对过路人说：“虽然我不能救回所有的海星，但是对每只回到水里的海星来说，这就是一个生机。”年轻人的热诚与毅力，吸引了海边的一群年轻人，一同参与拾星的行动……

那个学生告诉我，社工就是“拾星者”，“尊重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十分弱小”。书签很轻，故事却值得回味，“尊重生命”四个字好重，感动之余，我有些明白了，自己即将开始的是一个平凡又伟大的事业。那次访问中，我参观了几个机构，了解了香港为挽救失足青少年而执行的“火凤凰计划”；看到了社区康复中心里各种病友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了解了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女士和她的团队发展历史；在圣雅格福群会感受了社工的繁忙与敬业、见证了服务对象与社工亲如兄弟姐妹的浓情……在香港的30天，每天都有很多收获，相对于香港繁华的街市和琳琅的货品，我更钟情于这个城市管理的精神和理念，尤其是看到一处处充满人文关怀的设施、听到社工朋友们平实但充满体恤与温情的话语，我从此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能充分实现自我的事业。我更记得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教师，我不但要做一个“拾星者”，给予所有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及时的支援，还要把自己变成播撒火种的人，将爱的火种、希望的火种、生命的火种，播洒给我的学生和我身边的人，让我们的社会也因我们的付出而充满生机和活力。

（之三）为啥孩子“不正常”？

从香港回来，我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加忙碌。因为从专业的视角我看到了我们应该涉足的领域很多很多，一些平时没有理会的事情重新审视一下，竟然发现和以前有了不同的意义。我去香港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消息，天津市河西区少工委成立了“坚强孩子俱乐部”，参加者是全区各中小学的单亲家庭、贫困家庭、残疾人家庭的子女，通过倡导自强自立的精神，让孩子们学会在困难面前昂起头。我很快和有关组织者取得了联系，表示可以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为这些孩子和家庭做些事情。我的想法和活动组织者一拍即合，于是全区50多所学校都陆续成立了分部，启动仪式、专家咨询日等一项项活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敏感的记者发现了这个题材，陆续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一系列反响。
    一个家长辗转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忧心忡忡地诉说自己上小学的孩子思想和行为都“不正常”，请我一定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孩子的爸爸在孩子3岁时就病逝了，她自己一人带着孩子，“一切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了。”我边安慰这位妈妈，边询问了一些情况，并决定周末带上我的女儿到她工作的饭店一起吃午餐。

周末，我们如约而至，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热情、干练的部门经理，坐下后她把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男孩介绍给我和女儿，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有些羞涩但眼神里透着机灵，还有些骄傲。我们边吃边聊，很快相差仅一岁的两个孩子就混熟了，吃饱后两个小家伙就跑开去玩了。不过中间他还经常跑回来，有意无意地听听我们在说些什么，直觉告诉我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比较敏感，吃饭时的聊天看得出他想的问题多，思路很开阔，思维水平超过同龄的孩子。他的妈妈之所以说他不正常，除了单亲家庭孩子特有的自尊和敏感，还有就是他从小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爷爷奶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他这个小孙子也格外疼爱和重视，早期智力开发做得好，使他比同龄的孩子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小学的书本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整齐划一的教学安排，不仅没法调动起他的学习热情，反会导致其厌倦情绪的产生，他的所思所想已经超出了他的年龄，所以和实际年龄的表现相比较，成人才会认为他们“不正常”。

（之四）快乐和自信是可以找回来的

为了把俱乐部的活动做扎实，我们对全区300多名俱乐部成员作了调查，我们发现孩子们普遍存在情绪低落、自卑、敏感、不自信等共性问题。于是我们和俱乐部的老师们讨论，怎样才能给孩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让他们能尽情地宣泄和释放自己的能量，重新认识自己，进一步了解自己。时值暑假来临，我们最后有了个想法：组织一个坚强孩子夏令营，由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以社会实践的形式，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为孩子们构建一个实现自我、增强自信的空间。

在接下来的准备中我们首先有了两个收获：首先是经费如何落实？我想到了一个香港同行给我介绍过的经验，“社工不是仅靠贡献自己来成事的，要会整合资源。”正巧，正大集团领导到我们系招募学生，我不失时机地介绍了我们要组织的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把自己公共关系课程教学中的内容搬到了现实，一周的攻关和谈判，经费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100名营员的招募，本担心3天免费夏令营消息一出会出现名额紧张的状况，但一周后反馈的消息让我们有点儿担心，一些得到名额的孩子因为家长反对，而不能如愿参加，急着找老师求情。原来，家长们担心单亲、残疾、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在一起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影响孩子的成长。于是我们专门召开了说明会，帮助家长们打消顾虑。“妈妈同意了！”孩子们开始兴奋地向我们报告。

终于，“金象之夏坚强孩子夏令营”在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如期举行了。3天远离家人的孩子们，在7月的酷暑中，与大学生和带队老师们同吃同住同快乐，忘情地投入在野炊拉练、体能训练、团体游戏、才艺展示中，老师们都说从没见到孩子们笑得这么灿烂。返回市内一周后的总结会上一个曾经反对孩子参加的家长眼含泪水地说：“他爸离开后，就没见孩子开心过，从夏令营回来后，孩子有笑模样了，每天放学回家都自觉地写作业，不时嘴里还哼着歌儿”，“不知道你们用了什么妙法，让我的孩子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位家长的一番话，引起了在场家长的共鸣，我们适时地引导家长和孩子分享彼此的感受，孩子们的开心感染着家长，家长们的肯定鼓舞着孩子。大家形成了共识：家庭和家长是孩子不能选择的，但成员的心态和家庭的氛围是可以调整的，我们只是运用专业的方法，帮孩子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快乐和自信找回来了。

后来我们又先后组织了“金信之夏科技夏令营”、“好利来体验亲情夏令营”，同样的让人欣喜与快慰，尤其是后者我们选择了40位单亲家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亲（或母亲）一同参加夏令营，让家长和孩子们在封闭的环境中，在专业方法指导下进行了3天的“亲密接触”，让家长们亲身体验成长和改变。

（之五）社工的成长与快乐

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技巧方法都变得那么鲜活，而作为组织和策划者也体验着自己的专业成长。那段日子的点点滴滴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尤其是孩子和家长们曾经的那些满足的表情和感激的话语，成为我始终的鞭策。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原则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社会责任。尊重生命，自己的、他人的；坚强的、脆弱的……当我们和我们的服务对象在一起，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他们的挣扎和无奈时，我们都会对生命有更深的感悟，对周围的人和事有更多的包容，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分寸都会逐渐地发生改变。我自己在接触单亲家庭的子女和家长的6年时间里，走访了近30个因离异、丧偶等原因成为单亲的人士和部分孩子，每一次的交流，都是一次对婚姻家庭的解析，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反思。听着他们的叙述，我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对照思考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解深化了许多。以致于答辩结束的那天，我不自觉地将这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和经历的事一一在心里回放了一遍，感觉是他们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论文，没有他们分享的心路历程，论文就缺少了最生动的色彩，理论也会苍白无力，我从心里感谢他们，那些没有放弃和命运抗争的生命。

一个香港的社工朋友对我说成为社工可以给自己孤独、寂寞的心灵找到一个方向、一个归宿。我的一个学生在大三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来表明她对社工的理解：“用“心”活着的人，选择做一名社工；选择做一名社工，开始学会用“心”活着。”现在，她也和我一样成为一名教师，一个播火种的人。每年为新生讲的社会工作导论第一课，我都会强调社会工作不仅是助人专业，更是塑心、助己的专业，完善自我是提供高品质助人服务的前提。一个懂得不断完善自我的人，也一定能收获更多成长更多。所以服务他人和贡献社会的同时，社工自己也是一个“大赢家”。社工的付出可以温暖受伤的心灵，滋润孤寂的心灵，融化冷漠的心灵，也让自己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受更大的幸福。

一位刚刚开始做心理辅导的朋友很有感触地说过：“能真正帮助别人还真不容易，为了不被来访者“吓倒”，我“逼着”自己多读了很多书，真的收获很大。真是要助人先得助己啊！”一个实习的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突然发觉自己对别人的重要性，实在是一个很新鲜很有满足感的经历。事实上，每个人都很想感到自己是被重视和被需要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忙碌过后感到的不是疲倦而是满足、是兴奋。经常有老师、学生甚至是领导了解了我同时兼顾学校的行政工作，教学科研工作，指导研究生，带领学生实习，还要参与民政、妇联等政府部门的调研、咨询工作，有时还要为学生和家长做心理咨询，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吃了“兴奋剂”？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精力？有时我也会静心思考，是不是可以舍掉一些，让自己轻松一些？但是，答案肯定只有一个：不行！不是这些工作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这些工作，因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激发了我最大的能量，让我的生活充实和快乐。

（之六）走进更多渴望聆听的心

进入社会工作领域10多年，我觉得成为社会工作者的最基本要求是，本身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对技巧的理解和准确运用，同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服务对象充满尊重和信任，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和期待。用我们温暖的双手、亲切的目光、耐心的倾听、敏锐的洞察、真诚的理解、及时而具体的鼓励……带着最真挚的感情，去接触最普通、最无助的弱者，用爱心和行动激发受助者的潜能，实现“助人自助”的理念，正如古人所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些年的实践中接触了很多的人，了解了很多的事，留下了很多难以忘怀的瞬间。最不能让我忘怀的是2002年因为一个卫生部的项目到青海做调研，过程中接触到一位29岁的残疾青年，本该十几分钟结束的一个调查，我却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儿时发烧打针误伤了大腿的神经他成了被人取笑的“瘸子”，这次医疗事故不仅毁了他的前途，也几乎把他的精神拖垮了，用他自己的话说“20多年活得很蹩屈”。他因无法忍受同学老师的歧视，初中没毕业就退学回家了，缺乏技能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无奈地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娶了一个农村的媳妇，没共同语言，也没有爱情的体验；为了养家糊口在学校门口卖盒饭，经常遭到城管的驱赶，每次都因跑得慢被没收家当；为了从居委会拿到“低保”，每次都“配合”各种调查和采访，直到“把自己尊严和面子都丢掉……”，用他的话讲，自己的苦不能对父母讲，他们已经够不易的了；无法对妻子讲，她没文化，不能理解，能和自己过日子自己该满足了；不能对孩子讲，不想增加孩子的负担，也怕孩子瞧不起自己；无法对邻居和居委会的人讲，大家已经很照顾自己了，该知足。能遇到我这个懂他心的“好人”，道出了自己积压在心底20多年的苦水，他说“活了这么大，就今天高兴！痛快极了，不白活了！”。至今我都记得告别时他拄着拐送我到门口的情景，他双手用力地握住我的手，口中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眼里有兴奋也有不舍，而我的心里酸酸的，有些沉重。我只是做到了“尊重”、“同理”和“聆听”，让他感受到真诚而平等的对待，他就把我当成了最可信赖的朋友，把不能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对邻居说的话，一股脑地倾诉给我，面对他的感激，我为自己不能为他提供更多切实的帮助而感到惭愧。一路上我都在想，仅仅“倾诉”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就能让一个青年等了20多年，一定还有千千万万渴望倾诉的人们在等待着我们走进他们、聆听他们。和社会学发展初期的情形有些相似，现在社会工作拓荒者的队伍正在集结，需要大批“拾星者”为等待救援者带去生的希望。这次经历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深入现实生活之中，书本的知识才更富有灵性；知识和技巧在与现实结合之后才显得崇高；社会工作者在助人的行动中，才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被理解和有人聆听是29岁残疾青年的幸福和快乐，而他朴实的语言和脸上绽放的笑容让我感受到更多的责任和动力。

（之七）专业觉醒和社工的作为

社会工作是实践取向的助人专业，是由理论、方法和价值共同支撑来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福利的增长而努力的专业。虽然在中国内地，宗教信仰不是人们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原因，但是个人的生活追求和价值取向却是影响这个新兴职业从业者的重要因素。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觉醒和实践能力，是影响社会工作权威建立和地位获得的关键。

2001年我成为学校和南开区人才合作项目的成员之一，到南开区民政局挂职副局长。那是我为了专心攻读博士获得专业上更大的发展而辞去学院副院长职务后的第6个月。之所以答应去履职是因为我把这个职务看作是一次向实践学习的机会。我觉得作为社会工作教师和其他专业教师最不同的要求就是应该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真正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不深入社会就无法解读社会，也就不能培养真正能符合实际需要的专业社工人才。于是我开始了“副局长”的体验，从走访调研开始，通过深入社区，了解百姓的需要和基层工作者的甘苦，运用专业所学开展社区工作者专业培训，建立单亲联谊会，组织单亲家庭子女成长俱乐部，推动社区自助互助组织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实践基地的建立。一年后我听到了一句对我最高的肯定：“你是个不说外行话的挂职局长！”这之后我的第二本专著《社区工作方法与技巧》也出版了，其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和学生在社区实践的总结。再后来，我被告知继续聘任为民政局专家副局长。更让我开心的是2008年南开区被批准为民政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试点区，我也参加了这项试点工作的策划和执行。

实践证明，专业觉醒就是对专业理念的领会和理解，对专业目标的把握，对专业理论和技巧的消化、吸收和运用，以及对专业价值的认同。社会工作者只有做到对专业的觉醒，才能自发地从事于社会工作，才能做到对本专业探索、研究和实践的坚持。实践能力是以基层百姓需要为第一要务，不求回报，全身心奉献的实践精神与行动。包括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和精力投入，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对社会弱者的关爱、扶助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职业的使命感，进而积极投入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实践。

社会工作者身上应该具备一种富于人文关怀的精神，有一颗博大的关爱之心。心中有爱，才能给案主带去最真挚的帮扶和温暖，才能更好的为案主服务，站在案主的立场看问题、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应该保持对社会的敏感度，及时地发现问题和需要帮助的群体，以敏锐的反应能力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这是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重要条件。社会工作者应自始至终有一颗奉献的心，有作为社会中一分子回报社会的热忱。这些年我多次去香港接触到很多社工，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文关怀精神、亲和力和热情。走在街上他们很自然地同他们遇到的服务对象打招呼，嘘寒问暖如同一家人；和我们谈起工作和案主时的热情与投入，让人时时感受着他们的真诚和忘我。我想那种浑然天成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正是社工能够快速取得案主的信任，确保工作顺利进行的魅力之所在吧。

与此相对照，我常在网上看到很多学生的抱怨：没有方向、没有前途、没有好的师资、没有充足的参考资料、没有香港那样系统的工作体系……我始终觉得“态度决定一切”，固然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水平不同，各自拥有的资源不同，被社会接纳的程度也不同，作为教师能做的首先是身体力行，做好榜样，同时尽力搞好教学，希望自己身边的学生少些抱怨多些努力。如今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春天已经到来，我们每个人所作的努力，都是在为社会工作大厦添砖加瓦，“有为才有位”愿意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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