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般中国社工相比,生态城的社工有两大特点:年轻和高学历。这15名从全国各地招募的社工,平均年龄只有26岁,全都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还有五六名硕士。梁健认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社工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也容易,能快速学习新理念并转化到工作中。 3 p% W5 U0 ?3 _ 受国家发展部和生态城管委会委托,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为中国社工们提供培训课程。课程共分为课堂授课、机构拜访和岗位实习三个部分。公共服务学院国际司司长吴淑珍表示,岗位实习环节是学院特地为社工首次开设的项目。2 O, n' y; a$ U( K& l; \1 E V
吴淑珍说,学院过去培训的中国官员大多是厅局级干部,由于是第一次培训社工,学院在和天津方面讨论后,决定让社工们通过亲自参与本地基层组织的运作,增进对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的理解。 % a+ K4 b. ]8 m( G# q 在一个月的实习期间,社工们先后到社区民众俱乐部、德教太和观家庭服务中心、飞跃乐龄中心、飞跃青少年服务中心以及市镇理事会,和基层组织人员一起工作。这段实习经历,成了不少人在培训中最难忘的部分。9 J* q& z5 O) Q- b: _' X
梁健坦言,本地多语言、多种族的工作坏境对中国社工是一大挑战,但她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的情感,可以超越国界和语言。! P p1 J- l4 A' k. P
新加坡许多义工是中学生
给社工留下深刻印象
她回忆起在飞跃乐龄活动中心的最后一天,和老人们告别时的场景:“一位印度老奶奶拉着我的手就哭,一位欧亚裔的老爷爷一直冲我双手合十作揖,还有一个华人老奶奶替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朵花……当时就觉得,要回报他们的感情,就要用博爱的心去开展社区服务。” 9 F# I1 @& |6 z 除了与本地居民建立起感情外,参加培训的中国社工也在实习中接触到一些在中国尚未普及的社区服务模式。社工崔机制,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借鉴。”/ q% P5 P; \% _$ c! Q+ E8 c+ I
对梁健触动最大的,则是通过“3P(people、private、public,即市民、企业和政府)” 互动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她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主要还是依赖政府力量,“而生态城倡导的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下一步就要动员企业和居民,提升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 : R# W) a& m) T$ a7 x6 B% A. N 除了实习以外,社工们也通过理论学习和机构拜访,了解本地社会管理服务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接触到来自各机构的专业人士,还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等著名学者,授课的内容涵盖公共资源管理、公积金制度、公共卫生等一系列课题。 - r2 G1 w8 o+ O% x 基层工作人员是否有必要学习这么多内容?吴淑珍认为,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都不是孤立存在。让基层工作者了解社会的大拼图是如何组成,自己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就能让他们更加重视自己的工作。 ) l7 e1 @. G) ^) {0 d2 Y8 M. _ 她说:“打个比方,各个社会机构不单迎新在家庭服务中心实习时,就发现许多义工都是通过社区服务计划(CIP)来提供志愿服务的中学生,这一点给她留下深刻印象。4 B3 A Y; h/ p' _
崔迎新说:“中国也有义工,但年龄这么小的不多见。这种从小培养孩子服务意识、社会参与意识的激励是一盘水果,而是一碗沙拉;我们必须彼此有充分的接触和互动,才能齐心协力、更好地服务居民。”; o8 D# y8 `# }5 [! `
社工秦兆明在培训最后一天的汇报会上,画出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图,来演示本地政府、企业、民间团体等机构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他认为,三个月来的重大收获,就是了解到一个社会的支持体系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 b6 {* U( f2 i8 a' r4 y. p8 ` 秦兆明说:“以前我会想,身为基层人员,为什么要了解这么多社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但这次学习给我的启迪是,如果不了解这么多东西,也做不好基层工作。”1 z3 v0 j- ?* c" X
在返回中国之际,梁健已经想好,要如何用行动回应外界的质疑和居民的期待。5 @5 f; q3 d/ ?4 F
她说:“我们一回去,就会挨家挨户去拜访居民,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长远来说,还想办一个市民讲坛,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来开讲,例如和生态城结合紧密的环保课题等……希望让居民觉得,做一名生态城的人是值得骄傲的。”7 ?) L. T* l" z$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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