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新生代公益组织 公开信息亟须成熟解决方案

安然

连日来，本报记者调查走访了几个新生代公益组织。

它们都成立不久，没有政府背景，规模或大或小，分处我国东部和西部，各自有着独特的代表性。

我们发现，在2011年整个公益行业遭遇空前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下，这些组织无一不从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规范化、透明化运营的重要。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可供遵循，但它们力求捕捉可增强公众信任的每一个因子。它们渴求被信任。它们意识到，公信力是生死存亡的关键。

这，显示了公益行业在面对危机时的生机与活力。

转“危”为“机”，直面挑战

2011年之后公益行业格局有了微妙改变，社会自发公益组织在某些方面开始引领行业潮流；从种种迹象看，我们有理由期待2012年能成为公益行业的转“危”为“机”之年

在公益行业，应该没有人会忘记2011年。

“这一年，是中国公益慈善史上最值得回味的一年。”7月12日发布的2012慈善蓝皮书这样写道，“公众对慈善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数量众多且分量很重的密集性公益事件的问责。”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公益原本美好的想象。危机来临了。

“我们意识到公益组织面临重建公信力的问题。实际上，这对我们这些小微公益组织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不断把公信力做起来，人们就会把捐赠给我们。”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怀中心发起人之一黄如方说。就在危机重重的2011年，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小微公益组织，其社会捐赠额猛增了5倍。

实际上，在2011年之后，整个公益行业的格局似乎有了微妙改变。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在今年夏天的多地水灾中，出现相当数量的社会自发公益组织(指社会自发创立、没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它们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爱心捐助，并将物资直接分配给村民，这在以往只是零星可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表示，作为一种“圣洁的事业”，公众对善款的管理要求很高，而民间慈善机构天生的高效和透明，赢得了民众青睐。

数量众多的、新生的社会自发公益组织抓住了机会，转“危”为“机”。在某些方面，这些组织开始引领行业潮流。

“它们是中国公益领域的一支新军。它们致力于公开透明的行动，其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至诚务实的坚韧努力，正在公益界树起现代慈善的一个亮丽标杆。”谈到瓷娃娃这些新生代公益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这样说。

当然，面对危机、迎难而上寻求转变的也不只是它们。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传统大型公益组织，在今年的频频表态和各种动作中，也显示了改革弊病的决心和希冀重获公众信任的努力。

改变远不止这些。在今年的两会上，“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则明确提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之后，民政部对《慈善法》已进入人大立法程序的回应以及刚刚在深圳落幕的首届慈展会……这一切无不对推动公益组织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个别事件，公益组织在去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反思、研判这些事件，对中国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警醒和激励作用。

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公益行业的危机之年，那么，从种种迹象看，我们似乎有理由期待2012年能成为这个行业的转“危”为“机”之年。也正是在加强行业建设、重建公信力的意义上，有人把2012年称为中国公益的建设元年。

走向规范化，呼唤更给力的社会大环境

社会组织管理应改变“严进宽管”状态，从重准入转向重监督；公益组织公开信息亟须一整套成熟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研究公益组织行政成本界定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加强社会工作人才储备

“公益组织面向社会募集资源，理应完全公开信息。”在记者的调查采访中，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表示。但可惜的是，这个“理应”，在我国尚无具体的硬性规定。

到目前为止，要求公益组织公开信息的法规，我国只有一条原则性规定：“基金会依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五条)至于怎样公开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才叫透明，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去年底，民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但它并不具备硬约束力。

“我国对公益组织的管理，还停留在原则管理上。在很多发达国家，对社会组织都有非常具体和细致的要求，这些要求甚至可以量化到一张张表格上，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王振耀说。

实际上，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我们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上存在“严进宽管”的问题。一方面注册很难，进入门槛高；另一方面一旦获得合法身份，就会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政府和行业监管过于宽松。“其实，我们的管理应该从重准入转向重监督，尽快出台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管法规，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一些。”王振耀说。

除了管理，公益领域的一些具体政策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新情况。

“公益组织运作的行政成本是不是只能有10%？”面对一些新情况，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这个问题，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怀中心有着直接体验。他们的行政运营费用，占整个资金来源的30%左右。“如果仅仅是把善款分发出去，支出都用不了10%，但发钱是最没有效率的。我们的着力点在服务上，服务有价值，应该给付报酬。”黄如方说。王振耀认为，应该将运作型与资助型的基金会或公益组织分开，分别划定适宜的成本标准，因为前者要将很大一部分经费花在照料人员的工资方面，比如照料孤残儿童的项目。

公募权、税收减免等政策也是公益领域关注的焦点。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

此外，整个社会在培育现代公益理念和公益人才队伍上，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公益就是行善，就是做好事，就是帮助弱者。但现代公益是基于平等关系的相互施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走向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在黄如方看来，整个社会要走出一种观念误区，从业者要避免道德优越感，不能认为我做的是好事，大家就应该赞美我、支持我。公众也要抱持平常心，不能认为做公益就得自我牺牲，不能谈待遇。其实，“这就是一份工作。”

除了观念，更现实和紧迫的还是人才问题。“所有社会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人。”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执行董事郭小牧说，社会工作整个行业的人才储备跟不上。除了薪酬较低外，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行业缺乏清晰的职业路径，从业者看不到更好的希望，也就很难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储备人才。而这方面的加强，无疑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这注定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报和人民网强国论坛

联合推出公益视频访谈

“今年是公益建设元年”、“从大环境来说，我们行善的门槛是全世界最高的”、“公益组织自身在发展上的主要瓶颈是专业化不够”、整个公益行业“要学习年轻人，不抱怨去行动”、“信息公开应该是件优雅的事”……7月23日，人民日报要闻六版联合人民网强国论坛推出视频访谈“公益组织亟须一套成熟的信息公开方案”，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一起畅谈公益组织的发展问题。

在谈到公益组织信息公开问题时，王振耀认为，目前信息公开有法律基本规定，但没有形成一系列操作规程，没有变成一个行业，缺乏支持系统。信息公开并不简单，需要很多专业细节。信息如何公开应该让业界参与商量，是件优雅的事，不会过度或者造成伤害。他认为，信息公开不仅仅是简单的几条规定，而应成为一个生动的互动机制。

在这一点上，刘佑平认为，信息公开的方式需要政府的监管权力、大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捐赠人本身的监督权利和相关受益人要求公平的权利这几个方面之间达成一个平衡。（记者 袁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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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news.china.com.cn/txt/2012-07/24/content_26001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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