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从事新闻业的年轻人 / 福瑞之乡

社工哥哥

注：作者正在广州某媒体做实习生

一
二零零三年春天，一个名叫孙志刚的青年死在了广州的收容所里。他是被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打死的。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因为缺少一张广州市的暂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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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f$ K. Y9 N7 m! W七年以后的今天，我也到了这个曾经让孙志刚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城市里，从事着新闻边缘的一些工作。在一个阴雨天，我甚至接触了和孙志刚案非常相似的一个命案。死者的照片至今仍存放在我的手机里——他的嘴里塞着插管，双眼圆睁，眼球暗黄而浑浊。他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头顶贴着厚厚的带血的纱布。

这是个湖南汉子，四十上下，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蹲在ICU病房外的走廊里，把脸埋进双膝之中哭泣。他的大女儿瘫坐在母亲身旁，满脸泪痕。在病房外焦急等待的人群里，他的小儿子是唯一一个脸上还挂着笑容的——如果他在长大以后知道此刻就是他父亲的最后一刻，恐怕他会为这一丝笑容而歉疚终生。

/ t* Y3 [3 x# M1 ^6 a1 l+ R我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他的老乡告诉我，他在拘留所里待了三天；他的表兄告诉我，他被路政执法打的浑身青紫；他的主治医生拒绝了我查看他病历的要求，而我到医院唯一的采访任务就是去看他的伤情。他的伤情如何如何，我堵住左边的耳朵，只用在电话里给老师一个具象的描述。回到报社，看过了老师递来的这篇报道付梓的小样，匆匆的吞了几口晚饭，我便回了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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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却没有在报纸上我所熟悉的都市街区的版面看到有关这个汉子以及他的故事的任何信息。发短信去问，回复很简单：没办法的事，编辑不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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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6 b1 ^1 g$ C8 Z; H; d# X我在来到广州之前，曾经幻想过这座城市的新闻专业主义氛围，不禁壮怀激烈，雄心勃勃。我很希望能够遇到第二个孙志刚案，第二场非典，我非常想要去卧底，想要去随着农民工骑摩托车千里返乡。这些事情对于尚在上学的我来说都是能够扬名立万的机会，抓住了它，我就会成为又一个为学弟学妹们所敬仰的传说中的学长；抓住了它，我就会成为这个我心目中的报业之都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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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医院去看那个湖南汉子后的第二天，我恰好和老师同车去佛山。打发时间，我和老师聊起了孙志刚案，很自然的就想起了这个湖南汉子。我问他的情况，老师揉了揉眼睛，带着几分困倦的语气说，他死了。路政那边发了通稿的。怎么死的，他原来就有脑瘤。看守所和路政方面都说他被关在看守所里面的时候没有被任何人打。

我当时语塞，于是只好转移话题，聊些别的事情。从报社回到住处，打开电脑，那个汉子口塞插管瞪着双眼的照片还放在我的桌面上。想到他现在已经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我不禁感到一阵恐惧，赶紧删除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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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很多天，这个已经死去的汉子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仅是他，那些ICU病房里呻吟的病人，那些腐烂了的肢体，那些病房外愁苦的面孔，都时常在我打盹的时候向我袭来，惊醒之后我总是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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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曾想过向老师申请，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做出一个大一点的稿子来，我想，这说不定就又是一个孙志刚案了，说不定就又有恶法被废除了，说不定我就从此扬名立万了，我甚至感到一阵暗喜。可是现在，我唯一剩下的感觉就是，孙志刚的死曾经距离我如此之近，如此之近，简直是擦肩而过。我本有机会为一个逝去的生命争取一些公正的待遇，但是我努力的微薄以及整个国家的媒体环境让这所有的一切幻想都只不过化作了一纸通稿而已。

对于新闻业的同仁来说，对于这些年收入在十万上下的中高收入者来说，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样的案件，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只是成名的机会，或许只是几千块的稿费，或许只是领导的一句派遣，甚至或许只是日常工作罢了，在这些报业同仁的身上，我看不到同情，看不到责任，看不到热情，看不到原则。或许你会说，工作了，都是这样，老婆孩子车子房子拖着哪；可是在我身边的那些年轻人身上，我同样还是看不到这些东西，这些他们的前辈曾经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坚守和理想，到了论坛里年轻人的口中，通常会化作几句调侃；好一点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南都奖学金”“牛人”之类名头的代名词罢了。那些躺在ICU病房里痛苦呻吟的受害者，那些太平间中无法辨认的尸体，那些地沟油，那些毒奶粉，那些假疫苗，那些维吾尔族的暴徒，那些论坛里置顶的话题，在这些从事新闻业的年轻人眼中，无非是成名的跳板、“大稿”“深度”而已；这些东西会给他们带来每年十数万的收入，学弟学妹们的大呼小叫，以及同龄人夹杂着妒忌和艳羡的目光，我想这差不多就是他们全部的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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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6 V! D9 z- ^! U* B  S我们为什么要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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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r3 K4 C! A; r或许你会说，这是一个伪命题；或许你会说，到不了那个高度和地位，理想什么的是无用的。可是，当你面对着那些无力者无奈的哀嚎，你会作何感想？我至今还记得，当我走出那间ICU病房的时候，那个湖南汉子的表哥拉着我的胳膊，不停地在说路政是如何残暴，看守所的人是如何的对他表弟的伤情坐视不理；我记得，在我走进电梯，电梯门关闭的那一霎那，那位表哥向我——一个比他至少小30岁的年轻人作揖，口中说着，我们只有靠你们了，你们要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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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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