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a Colby（美国休斯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全美国社工教育协会主席） : E" Y# F+ _% W我第一次踏入中国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在几十年间，中国无论在科技、人文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转变。我相信这种转变在未来会持续，在社工界，转变会带来社会工作制度的成长。我每次到中国都会有新的启发，这些启发来自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思想等，中国的社会工作面临很多机会，希望中国找出适合自己的社工发展道路。 - [0 V6 d: L8 W$ Z" F* g9 R
John Ang（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资深研究员、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亚太区副会长） 0 i+ v O; O. ~$ M7 W) T! ?2 i. j# z中国当前应当要培养社工和社会理论家，开展彼此之间的对话，鼓励社工从工作实践中抽离，进行理论的探讨。个别的模式要进行不断的检验和长时间的探讨，给予社更多自由的空间和发展。7 M; f+ P9 a, {; x# G% s/ _; p
Eric Blyth（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人类与健康科学系教授、《英国社会工作期刊》编辑） ) m- G6 e4 \5 k, P0 G
我为中国和深圳社会工作的发展感到高兴，受到鼓舞。我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建立不同的模式，因为每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需要。鼓励社工的制度发展时，可以考虑每个地区独特的需要，以提供最合适、到位的社会工作服务。: A, ^3 R3 Z5 f/ m6 i: ~5 e4 Y
Karen Healy（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社会工作及人本服务学院副教授） 7 D+ h G: I: |2 {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也为中国的起步感到鼓舞，因为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社工与义工有不同的角色和功能，这是走向专业化的开始。另外，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政府在社会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因为政府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动力。我认为，政府的政策还可以更加着力培训刚毕业的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们将会是未来的栋梁。8 Y- B: b+ I' w% K/ E0 N' 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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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3 a: T7 K) x2 S7 [, O' L 政府对待民间化运作要再大度开明些，制定适应本土的政策。我认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有：深圳模式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国际和中国的社工经验交汇在哪里？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体制，香港督导是否有处理的经验？经济危机下的社工应该做些什么 , V* g D0 `! P5 ?. h;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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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4 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