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妓女12年抗争：我要工作(图)

yilingche · 发表于 2009-7-7 09:29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娼，台北市数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争取工作权，要求除罪罚，使台湾社会首次认真面对性产业复杂且牵连甚广的公共政策问题。
她们的抗争，持续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湾决议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红灯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纷争，“红灯区”很快再次被叫停。

6月 15日，台湾“行政院”门口，由14个民间社团组成的“反性剥削联盟”，正公开反对台湾“内政部”规划性交易专区的政策提案。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两名女子，突然“扑通”一声，向正在抗议的台湾女人联线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蔡宛芬赶忙捏紧手提包，当场拂袖而去。
此时，台湾媒体的“黑炮筒”架满周边。两名女子，随即相拥痛哭，并高喊：“这叫什么妇女团体？”“争取了12年回到了原点。”
花布蒙面，抗议女子，在台湾早已是一个符号。这代表着她们曾是台湾公娼，来自台湾的性工作者权益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
2009年6月12日，台湾“内政部”在委托台湾学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后，在 “行政院”人权小组会前会，决议未来将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性交易专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区内娼、嫖与经营者都不罚，但区外皆罚。
“除罪化”、“设置红灯区”，政策风向的转换间，让这些抗争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们要工作权。
公娼的抗争
台湾性产业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到陈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
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接着，依照挑软柿子原则，陈水扁想废除日薄西山、没人关注的台北市公娼。
1956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台湾省娼妓管理办法”，实施公娼检验制度，同时并取缔私娼，在划定的特定区域内，对性交易“业主”及“娼妓”发放限量执照，及以划定“落日条款”，规定营业牌照不得继承、转移，所有人死亡后，营业牌照自然消失。在1997年时，兴盛时期的上千名公娼只剩128名。
陈水扁的“废娼”政策，让这个原本属于禁忌的议题，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过发言权的一群人，瞬间打破沉默，一下子从被动、挨打的局面，反过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告诉大众，她们是台北市政府核准发牌的“公娼”，应有工作的权力。
当时，主张反色情救雏妓，以及政治立场倾陈水扁的新兴妇女团体支持废公娼政策。但同时，有劳工权益意识的人士则以“性工作权”为立场，力挺公娼抗争，争取到台北市议会再给予公娼两年的“缓冲”时间，不必马上面临失业危机。
时任工伤协会秘书长的顾玉玲说，站出来支持性工作者之前，也曾犹豫甚至害怕过，因为过去大家大抵认同身体是不能贩卖的，也认同救援被迫的雏妓及妇女。但大部分的人从未想过有人自愿从娼，至于性工作者的人格尊严，更是受到漠视。
因为政党斗争，陈水扁杠上由国民党主导的台北市议会，拒绝给予公娼缓冲两年。
此种政客行为，引发了公娼展开了1年7个月的惨烈抗争。
1997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姊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五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当性工作者现身于主流媒体，通过上千条新闻，和数万名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沟通后，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更了解性工作的真实样貌，并把层次复杂的问题厘清。
禁娼背后的数百亿性产业
根据台湾警政署统计，目前全台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协会粗估至少有10万名地下性工作者，年产值数百亿元，可见其需求度。在台湾“内政部”宣布各县市得以设立性交易专区之后，全台25县市首长，却只有云林县、屏东县、宜兰县这三个穷县的县长赞成。
反观一般民众，乐见其成者居多数，经过各方媒体的问卷调查，大抵半数以上都赞成此议，毕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专区，总比台北市废娼之后，弱势的流莺乱窜、警察乱抓，但有钱有势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应召站等色情业者随意高挂艳帜，甚至流入住宅区来得好，民众唯一在乎的是：“红灯区千万不要设在我家后院。”
“红灯区”再次放行消息，让过去台北市华西街及归绥街红灯区周边的店家，在经济寒冬里感到点温暖。废娼后，他们生意瞬间清淡，如果未来成立专区，他们乐见性产业回到这些没落的红灯区。反正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饰店的老板已经习惯与性工作者、老鸨、寻芳客相处，彼此相互捧场，各做各的生意。就像一位在归绥街摆小吃摊的业者说：“性交易，不过就是讨生活嘛，以前这里的妓女被客人欺负，老鸨都叫警察来赶人，附近的兄弟有时候也会过来帮忙一下，我们大家都相处很好啦。”
虽说台湾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实际上，广义的性产业在台湾早已行之有年，到现在已经形成相当多元且分工细致的非正式产业。依照“特种营业”法规，在台湾经营酒家、酒店、KTV、三温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这些场所内没有被抓到直接从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极有可能隐藏其中。不管是在商业区的饭店、宾馆、还是巷弄间的住宅，台湾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应召站、经纪公司、娼馆、按摩店、护肤店等型态，早已低调地存在着。
依台湾法令，即使是成年人双方协议自愿进行性交易，还是会依法判有罪或可以被行政处罚的。其中，性工作者如果被警方查获，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处罚新台币3万元（约人民币6000元）以下，或拘留三天以下。但是台湾的法律不处罚性消费者，这俗称“罚娼不罚嫖”。而性交易的其他关系人，如业者、中介等，若被抓到处罚更重，依“刑法”可判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罚金新台币10万元（约人民币2万元）以下。
在表面上，不论是民进党或国民党执政，台湾各级政府都一贯地宣示禁娼。但是实际上，政府不敢也不想全力打黄，而只挑软柿子吃：自1991年“社会秩序维护法”实施以来，共有7、8万人次的性工作者被抓受罚，而被处罚的平均每年约4000名的“小姐”，大多数是性产业中最底层的，如站街流莺，没后台的小娼馆。
就这样，性产业和禁娼政策荒谬地共存了半个多世纪。
性工作是不是工作？
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罚娼条款的规范下，弱势的性工作者常面对警方的取缔与压迫，甚至爆发过警员向私娼索贿、白嫖的丑闻，让她们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难。多年来一直站在妓权运动第一线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议废娼政策或废娼之后生计无着而自杀的公娼，更是无法一一道尽。
凡此种种，让妓权运动者与性工作者更加强力主张“性工作除罪罚化”，同时也引发台湾社运团体的对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但可在营业形态、劳动体制、地点场所进行务实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一派由早年推动反色情、救雏妓的励馨基金会、妇女救援基金会等组成，认为性交易不能是一种职业，更反对性产业（目前已经结合其它团体组成“反性剥削联盟”）。这些团体原本主张废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后，她们改变说法，同意可以不罚娼，但法律应改为罚嫖，及继续将业主、媒介等罪罚化。
但是，“反性剥削联盟”现阶段诉求的后果仍旧让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视中。日日春协会负责人说，罚嫖等于罚娼，性消费者不敢上门，就是要让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并不好挂的红灯
6月15日上午， “反性剥削联盟”在台湾“行政院”前召开记者会，反对设立“性专区”。他们指控性交易的实质内涵是一种性剥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将导致性剥削更为严重。他们甚至将“成人性交易”与人口贩运相联系，却始终拒绝与“性工作者”对谈，让两者之间形成强大的壁垒。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就认为，政府设立专区无济于解决性交易的问题，只会让人口贩子更加猖獗，还有性病传播、帮派、毒品等社会问题亦将无限延伸。
与之看法两极，以“日日春协会”为主导的“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则对“反性剥削联盟”的发言颇不以为然，他们在6月12日率众到“内政部”抗议，批评台湾“内政部”非但没有执行此计划的时程以及相关配套，对专区外娼嫖都罚的政策规划也为德不卒。
联盟发言人、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芳萍说：“要不是有权有势有背景，怎么可能进得了红灯区，这个专区很可能流于政商勾结，那些弱势的性工作根本不可能在专区中卡位，终究要流于非法，对于现况毫无改善的可能，专区外的性交易地下化情形恐怕会更严重，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性交易合法化。”
两方嘴战，也引来了专家的加入。
由于纪惠容多次提及瑞典在1999年后转向“罚嫖不罚娼”，不但减少性交易市场规模，更减少人口贩运犯罪。对此，台湾著名性学专家、中央大学何春蕤教授提出反驳，她说，瑞典此举不但让性工作者更加“地下化”，也使不法卖淫集团得以两边榨取娼嫖，使出国买春、人口贩卖因禁嫖而有更高的“需求”，而这正是“性剥削”和“人口贩运”的温床。
陈水扁和马英九在任内，分别进行了各新台币300万元的性产业政策研究，结果都显示：性交易除罪化并合法管理是相对地下化更好的方式。但是执政者一直以没有所谓的“社会共识“为由，拒绝修改目前原则性禁止性交易的政策。
今年，台湾“内政部”又再度召开专家会议，与会各团体都认同“性工作除罪化”刻不容缓，但官方仍然持续拖延战术。一直到此时此刻，台湾大举观光牌之际，才提出此议，不禁让人有题外联想：“性交易专区难道是为迎接大陆客做准备？”
两方民间团体对立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各县市政府也以反对意见居多， 6月24日，台湾“内政部”急踩煞车，决定先打造一部“成人性交易处理法”后再行研议配套。
“红灯区”再次游离、摆荡。
在昔日热闹的风化一条街——归绥街上，如今的文萌楼已经不再是公娼馆，而是“身心灵幸／性福杂货店”，是日日春协会的大本营。
这家“杂货店”不卖杂货，卖的是“幸/性福”。这座见证了台湾半个世纪娼妓历史的小楼，与它昔日的主人一样，面临着转型，要替这些过去的性工作者寻找第二春……
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
台湾妓运第一人
她确实是一代名妓，不但是因为她在性工作专业化方面的表现和发展，更因为她在推动妓权运动上的重大贡献。
8月1日，是官秀琴的忌日。
“秀琴”，一个普遍且道地的台湾女子名。1954年，出生于台湾北部宜兰县矿工家庭的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公娼斗士，甚至台湾第一名妓。
疾病与贫困捆绑着她的前半生。14岁时，父亲病逝；23岁时，母亲罹患重病。为替妈妈支付医药费，官秀琴选择了出嫁，这样她可以“赚取”18000元台币的聘金。婚后3年，却因枕边人有外遇而离婚。为了养活子女，她29岁下海，在台北市万华区卖淫，成了一名合法的“公娼”，靠皮肉钱来换取一家温饱。
1997年9月，官秀琴投入性工作的第14个年头，前台北市长陈水扁断然宣布废除公娼，政治法令箝制了人类天性的“合理性”活动，让官秀琴走下了“红灯户”的“小姐床”，毫不掩饰地走上了街头，展开了历时9年、500多场大小活动的台湾妓运抗争史。
“一二”、“一二”。
1997年9月11日，数十名戴着帽子、口罩、墨镜的台北市公娼姊妹们，彼此手牵着手，拉成一排，齐声喊着口号向前迈进。她们“蛋洗”着台北市政府大门，要求政府撤回“废除公娼”的决定，并争取两年的废娼缓冲期。此时，43岁的官秀琴一个人走到了电视镜头前，“唰”地一声，拉下了贴身黑长裤露出镶着蕾丝边的白色内裤，以及遭到警方殴打后的瘀青丰臀与大腿。
“我不怕‘见笑’(台语：丢脸)，我站出来让大家围过来看，我今天有这个勇气走出去，就是觉得我的工作并不是见不得人。”身兼单亲妈妈、公娼、妓运斗士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官秀琴说，以前她也想过，自己做这一行，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她，但是自从政府宣布废娼之后，她就没有顾忌了，决定站出来组成公娼自救会，为性工作者“除罪”。
她站在一堆受过高等教育、身兼律师的妇运领袖旁，高声疾呼着：“阮（台语：我）不是爱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
她总是顶着一头乌黑的大波浪卷发，化着红唇艳妆，参加娼妓国际会议，拍摄纪录片写真集，她争取将台北市归绥街139号的公娼馆——“文萌楼”列为文化古迹。在此同时，她还因不满台北市议员杯葛市府的缓废娼案，与公娼姊妹们吞药自杀，幸而获救。
官秀琴不止一次说过：“一旦(娼妓)变成非法，什么人都可以骑在阮头上，阮（台语：我）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阮一马。”
2001年，台北市政府正式执行废娼政策，自始于1956年的公娼走入历史。原本合法的性工作转入地下化，官秀琴只好在台北万华区，与四个小姐合作经营私娼馆。实时年过半百，她依旧要下海当“小姐”。等到“老客人”捧场享受片刻温存，下了床之后，她又重新走上街头，为性工作“除罪化”疾声呼吁。
2000多个争取妓权运动的日子里，官秀琴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邻里关系，都需要靠钱打点，支出愈来愈庞大，没想到店里一位姐妹却积欠地下钱庄庞大债务而“落跑”，而官秀琴刚好是她的保人。如同蜘蛛网的借贷连动系统，官秀琴只好不停地挖东墙、补西墙，被迫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每天要支付9000元台币。终日忙着接客、标会还债、应付警方的查缉，让她疲于应付。
2006年7月30日，一位朋友提醒官秀琴，说：“政府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强取缔色情项目，你们到9月底前都最好不要开店。”闻言之后，官秀琴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旦无法开门做生意，又该如何填补眼前庞大的债务黑洞呢？
隔天，官秀琴打电话向朋友吐苦水：“我和政府苦战这么多年了，却等不到(娼妓)合法化。就算国民党上台，照现在这样取缔，合法化遥遥无期。”
2006年8月1日凌晨，官秀琴找来了与她最要好的客人，苦笑着告诉他：“今晚的消夜是最后一餐。”她随即失踪了两天，直到8月3日，浮现在台湾北部基隆水湳洞的海浪中。在岸边礁石上，警方发现她的皮包，里面有一张纸条。坠海前，她写下了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公娼斗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舍”。 2006年8月17日，被称为“官姐”的她，只在台湾媒体版面上“复活”了一天。报道这样写道：1997年，台湾第一位公开现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权”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后生活艰困债务缠身，在基隆跳海自杀身亡。
自杀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际，一位公娼阿玲因房贷缴不出来，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间因就业困难的前公娼，有两名割腕，两名吞服安眠药。
时至今日，台湾性工作者争取除罪化之路，仍未停歇。
归绥街的最好时光
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风化街，早在清末大稻埕开港时，便带动当地热络的商贾贸易活动，而逐渐形成风化区聚集了各种类型的性产业。
走在归绥街上，Miko遇上以前的老邻居。老伯趋身问候：“你是以前住在这里的小姐吧？”
他们聊起了近况，以前的旧事，如同多年未见的邻里。过去多次听说归绥街公娼馆的老鸨、娼妓与周边邻居尚称和平相处，现在总算有点领会到了。
日据时代，重庆北路到宁夏路口那一段归绥街称为艺旦街，各种类型的性产业齐聚一处，超过百家，有称为酒番的酒家，里头的小姐卖艺不卖身，厨子还会端出上好的酒家菜来招待寻芳客，可谓上流社会风雅高尚的性娱乐，其中，江山楼便是最为名闻遐迩的一家。当然，有更多纯粹满足男人性需求的“查某间”（台语：女人间）。此外，银楼、药房、服装店、美发院均因产业需要而挤身其中。
娼馆里的讲究
那时候，归绥街入夜后总是热闹非凡，持续到清晨。几乎每家的公娼馆都是门庭若市，小姐整天接客不停。
王姨在归绥街待了40多年，辗转在几家不同的娼馆做管理。她的工作包括管理牌子（收钱）、打扫整理，还要照顾小姐们的三餐。
那时的公娼馆分为甲级、乙级、丙级，王阿姨工作的甲级娼馆1节要40元，乙级、丙级较便宜。王姨说，以当时的物价来比较的话，那时阳春面一碗才1.5元！后来大概是以一年10元左右的幅度在涨价，到高点，所有甲级公娼馆都是1节15分钟1000元。
不过甲级的小姐比较讲究，大家会找裁缝师傅来，定做样式一致的旗袍。大家就会讲好，今天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配什么皮鞋（那时高跟皮鞋可是时髦的高级品），一字排开，整齐又美观！小姐也都年轻漂亮。而乙级的则较为随便，还会穿着拖鞋。
在归绥街，大部分的小姐是本省人，从宜兰东部和南部上来的都有。而会去甲级消费的客人，外省人较多，大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还有由三七仔带来的日本人和香港人观光客。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而依《票据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笔钱把他保出来，她便以长女的身份扛起家计而下海，经朋友介绍来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币卖给娼妓经纪人，一卖就是四年。
两年后，珊姨刚满18岁，就被经纪人安排到归绥街公娼馆接客。当时规定年满18岁，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来警察分局盖章，才可以领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养女都不得领取。
过一晚就有8400元入账，但却全入了经纪人口袋。当时刚好正逢北投废娼的缓冲期，警察抓得很紧。
由于是合法营业，这个风化区并没有黑道保护、警察勒索的问题，但的确不乏像珊姨这样因家计而“自愿”卖到娼馆的女孩。她们与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经纪人或保镖盯得很紧，无法检选恩客。珊姨回忆说，她做到后来“技术”纯熟，一小时便解决14个客人。根据归绥街文萌馆的前老板所说，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个，不愿意接的都得由被卖的妓女照单全收。
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须带保险套，遇到无理客人还可以报警处理，而且定时接受健康检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时，都在胸部贴ok绷，不让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亲吻她，她便一拳挥过去，维护仅存一点身体自主权。
在公娼馆时，珊姨遇到不错的老鸨，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个风化区便调涨到70元，原本和经纪人说好接一个客人她可以抽5毛钱，调涨后老鸨便为她争取到一个抽1元，虽然当时经纪人十分凶恶，偶尔还会打她，但因为老鸨的袒护，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她还是咬着牙一个客人接着一个客人地干过来，4年之后她就自由了，但当时父亲出狱后身体多病无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计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无退路地继续从娼。
禁娼后
本来珊姨的日子还过得去，与娼馆三七分账下来，也存了一些钱，帮助弟妹完成学业、成家立业之后，正想过几年缴完房贷后退休，没想到陈水扁来个废娼。随着1997年的废娼，归绥街公娼馆的红灯笼一个个熄灯取下，大多数店家均已搬迁，如今这不算宽的小街道一片萧条。
这让珊姨顿时手足无措，警察也从原本的保护者变成天天站岗监视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订的规则来嫖妓，拒带保险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检查、每两个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费体检也全部取消，让这些原本持有合法营业牌照，得以安心执业的公娼，一夕之间丧失了所有的保护。
在国外流浪多年的Miko，1997年，甫回台湾，便来到归绥街，原本以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子应该过得比较安心，没想到遇上废娼风暴。
Miko与珊姨最终决定，与官姐及工运组织工作者一起走上街头，争取性工作权。2009年6月15日在“行政院”门口，Miko向台湾“女人联机”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
27年前，Miko年仅20岁刚刚离婚，带着9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一切有了交代之后，便准备赴日卖春，在此之前，她历经艰困的求职过程。当她三个月回国之后，拿出第一个100万放在桌上，久病的父亲泪如雨下。
一趟三个月，她去了两趟，小有积蓄之后，便从良在屏东家乡开个自助餐店，没想到初入此行，什么都不懂，一气之下结束营业，又去了趟日本。结果那一次得罪了同行小姐，惹来山口组绑架，好不容易联络上妈妈桑，把一条命给救了回来。
第四趟回来之后，她再度创业，在恒春种木瓜，真心希望从此彻底转行，结果一场台风让她亏损300多万台币。为还债务，她又去了日本，在香港三年经历了合法的一楼一凤，其后于43岁，去了澳大利亚这个性交易全面合法化的国家。在那里，她遇到一位六十几岁来自广州的性工作者，二十几岁就来到澳洲从娼，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令Miko深感震撼，不禁懊悔过去做的那些转行的傻事，如果不是因为性工作被污名化，她会好好连续做一段时间，让自己及家人、小孩过得更好，而且还可以提早退休。反之如她，还没准备好就转业，反让更大的经济压力落在自己身上。
在澳洲几年，她体认到一个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不但性交易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化，银货两讫，也不会有性交易地下化的地方那种黑白通吃的问题产生，更不可能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自此，她才感受到身为一个性工作者，也能活出尊严来。
在2001废娼之后，珊姨便离开娼馆，靠打工及卡债度日，最近实在有点过不下去了，打算将房子卖掉来清偿贷款。她经历过归绥街的最好时光，正体验着归绥街的萧条。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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