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社会工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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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工作实践里的文化特性
我们可以日益意识到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大部分是在一种西方国家特定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背景范围里发展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设想及信念可能并不能为不同文化的各种社会所共享。在20世纪80年代初，米德格雷在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一书中就把第三世界国家里的这个问题称之为西方社会工作的“职业性扩张主义”。他特别提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学习同样的教材，读同样的杂志，教给他们同样的理论和方法”。好像这类东西同样也适用于“具有根本不相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其他各种特征的各个国家”。显而易见，这是基于此种观念的影响：“社会工作是处理各个社会问题的一种现代科学方式，它能有效应用于所有类型社会”（Midgfey，1981）。因而所造成的结果。在这种做法里，全然忽视了对西方社会工作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的考察。这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可能是一些完全格格不人的东西。米德格雷（Midgl ey解释说，他的著作基本上就是尝试去“帮助支配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对其各自社会不加鉴别地采用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思想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相当大的影响、注意力转向了包含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上。我们对周围整个世界的看法，指导我们处理有关自己周围事情的行动的方式。由诸如通过语言传递所达到的社会化及教育化等各种社会进程塑造形成的。社会工作者和其救助对象的个人看法和社会工作者对其自身的自我理解，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在这种文化背景里，他们的定位在实际上就变得最为重要。因此，20世纪90年代，在应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面，社会工作专业教材普遍要求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二、香港社会工作教育
在地理上，香港通常是指相对于被称为九龙和大陆南端的新界而言。这是拥有一片土地的一个小岛，它处于英国的管理权限下大约有100年左右（香港是从1842年始，而新界则是自1898年始划给英国管辖）。在历史上，香港在战后的时代里，经历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作为转口贸易中心为起点，在其后的20年，香港的工业发展繁荣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及叨年代，香港成长为一个有着蒸蒸日上的服务业的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1992年，失业率仅为1.9％。确实，香港现在渐渐变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经济上繁荣的处在东南亚的世界现代化都市。1997年香港从英国归还给中国的主权移交仪式，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由于发生这么迅速的社会与经济变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一时忙得不可开交，尽力处理住房、教育、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及社会问题。在这些福利计划中，第一次雇佣了未受到专门培训的福利工作者去执行工作任务。各大学开始提供正式的社会工作教育给这些福利工作者，使他们具有履行不断增加的更多需求及复杂任务而必需的知识和技能。1972年，开始规定把受过认证的教育培训作为正规社会工作者的一个必备条件。在其后的20年，香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势头更为强劲有力。香港的人口约600万，主要是中国人。思干（NgAn）曾注意到香港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步伐，或多或少都有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类似的发展趋势。早期的社会工作教育者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人，或是跑到这两个国家接受过社会工作教育的当地华人。所用教科书和教学工具几乎完全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但霍克（F.k）从有关论著和经历中指出，香港的中国人实际上仍然紧守着一些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虽然在另外一方面，对于诸如社会公正及个人主义等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念，他们也可能表现出其开放性的坚信不移的态度。霍克还饶有趣味地提到，在香港，西方的与中国的节日同时并存，宣布庆祝的公共假日既包括新年（公历），又包括中国的阴历新年；既包括圣诞节、复活节，又有中国的中秋节和龙船节。可喜的是，社会工作实践中，出现了其文化特性的意识日益增长的现象。学者及社会服务开业者所作出的重大尝试就是试图检测考察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应用性。并就此而举办了大型会议，出版了会刊.  

现在，香港理工大学是五个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大学之一。这些大学都得到了香港社会工作者就业与专业成员协会正式认可的资格。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香港理工大学为合格的社会工作者提供“社会工作文科硕士” 教育课程。通过进行各种核心单元训练学习，学生就具备了三个专门领域中的某一个领域里高级实践工作能力。这三个领域是：精神健康、社会福利服务行政管理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实践。与此同时，通过三个另外的必修单元课程训练，重点强调给思路敏捷的学生添上社会工作伦理道德、政策和文化上的特性素养。这三个必修单元是：社会背景与个人道德准则、社会政策分析与社会责任感、社会工作实践高级专题研讨会。

在所开的社会工作研究高级专题研讨会上，要求学生考察社会工作实践的文化特性。并且要认识到在专题发言中这些特性的重要性。要求所有学生至少要读一本有关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背景的书。与此同时，学生们还被分成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研究更为具体的课题，如：中国人的帮助概念及其内涵和社会工作者的关系。要求学生就其经与单元课老师商讨后的结果和调查研究结果作一番陈述。

三、救助对象及其社会关系网
社会工作基本上是处理人与环境事务的一种调解职业。这类事务的发生，是通过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和邻居之间以及和各种社会慈善机构的官员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中产生的。一份对中国文化的分析报告提出，中国的这类人际社会关系网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在塑造这些关系中，“关系”的概念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关系的生命个体。其关系概念定位要根据其在五种主要的有序关系网里充当的角色而定。五种关系是：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兄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五种关系中的每一个都由一些最重要的品德所支配：父（慈）??子  （孝）、君（尊）??臣（卑）、夫??妻（相互敬重）、兄弟之间（敬重兄长）、朋友之间（尽忠守信）。一个人得学会按照其勾画的杜会关系网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弄清楚。这种勾画图可以帮助一个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从其在社会网络里区别开来。这种关系依照一种雅各布斯（Jacobs）称其为“排他主义的联系纽带”的有差别的准则运转。“排他主义的” 重点是用来排除那些不能被勾画进这个网络的人员。因此，这一个网络以外的人被看作是一个陌生人，这样一个人没有给网络里的人提供特定的照顾护理与关心的义务职责。

但是华德（Waed）曾特别提出局外人进人中国人家庭的渗透性问题。如果中国人要与一个局外人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么他们能够灵活地扩大家庭界线，以容纳任何一个局外人员，并称其为“自己人”。因此，联系紧密的商业伙伴、忠诚的雇员或仆人都能够同家庭成员建立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并被作为“自己人”得到认可。那些说同样的方言的在外国的中国移民，就是用这种方式使他们自己结合到了一块并用“自己人” 互相称呼对方。另外一个有趣的方式是把“心爱的局外人” 结合进“据风俗习惯的收养过继” 范围，产生紧密的联系。你可以称呼某个人为你的“据风俗习惯过继的”干爸或干妈，即使你的嫡亲父母仍健在，也可以这样做。通过把“按风俗习惯过继的” 父母这种形式使他们好像成为了你的与生俱来的父母的方式，使其间产生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有了某种保障，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贴加标签” 的模式在起作用。如果一个人想同一个局外人建立一种更紧密及更加亲密的关系，可以利用一个术语：加上标签。也就是说，要接近他或她，就得给自己贴上有关与其家庭有关系的标签，也即想方设法跟其家庭攀上关系。

在另外一个方面，西方为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价值观念和人本主义观念都强调，每个个体其本身的价值人人平等。社会工作价值观念更多地是依据这种“普救论的”导向形成的。作为人类的成员，或者说作为上帝的子民，一个人须站在一个平等的立足点上去爱其他的人。这种分析并不否认“排他主义的” 和“普救论的”二者的价值观念在某些社会甚至在中国发生。

四、从社会工作者那儿得到帮助
在一个中国人的社会，怎样使一个人与一个社会工作者接上头同样是一件很有趣并很难令人了解的问题。霍克曾仔细分析研究中国文化对公平交易关系的影响。例如：援助救济、面子及其内涵对社会工作者同其救助对象关系的影响。此外，所提到的社会工作者显而易见陷于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在另外一个方面，救助对象的问题往往发生于这五种主要的关系中的一个其正常功能作用出现毛病之时。例如：婚姻或父母关系出现矛盾冲突。在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非常擅长向救助对象提供温暖、关心、理解以及给予劝告。在工作者与救助对象关系方面，救助对象的体验往往是从某些五种主要关系中所得不到的，例如：信赖、敬重、照顾、关心以及提供帮助作用的意见等。在中国文化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对救助对象的两重性作用是特别令人困惑不解的，而他在满足救助对象的需求方面还特有效力。当某个人外在于这五种主要的关系之时，救助对象可能会发现他／她自己摆脱了与这些关系有联系的任何角色义务。例如：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或做一个柔顺的妻子。和普遍认为中国的救助对象不会表达其感情的说法不同，一个学生报告说家庭主妇们曾利用这种关系网络来坦白地公开谈论和表达其相当秘密的感情及个人问题。这甚至可能发生在第一次见面时，社会工作者就像某个脱离于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之外的人一样，能为挑战和表达失败或愤怒的情绪提供一个“安全区”。而这是为有关联的主要的品德所禁止的事情。但在此同时，与社会工作者有关体验到的关心、照顾、敬重与理解，救助对象通常都发现这些是在其家族关系中所找不到的。这样，社会工作者就如某个既能立身于这五种主要的关系之外，又能立足于其“内” 人一样，能带给他／她一种相当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在提供一种治疗性的经验方面的力量。

五、语言上的特性
语言在形成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专业性的语言在影响社会工作者的形象及其同救助对象的关系方面，特别有效力。令人感兴趣的是，可注意到社会工作者和救助对象互相之间称呼对方的方式，以及其在一个特定文化里对工作者与救助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在香港称呼女性社会工作者普遍所用的术语是“女士”（姑娘）。病人称呼其女性护士也用这个同样的术语。这明显折射出一种护理性形象。称呼看来好像是一种选择性的行为。假使这样的话，社会工作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可选择被称谓可以折射出一个护理人员期望得到的形象的名称。社会工作者通过各种方式选择救助对象对其的称呼也可以控制他们和救助对象的距离。在青年中心或延展性工作中与青年人打交道时，香港的社会工作者决定让青年人用其名称来称呼他们，例如：大卫。在另一方面，在一些诸如家庭咨询工作或家庭监护工作等更为正规的环境里，社会工作者总是被用其姓氏来加以称呼，像某先生或夫人之类的。很显然他们想在社会关系里强调专业性及权威性成分。学生们还进一步注意到了社会工作者称呼其救助对象方式中的一种可能的性别偏见。女性社会工作者可能会用全称来叫其女性救助对象，而这种情况则不那么理所当然地发生在对待一个男性救助对象身上。男性救助对象往往被称作  “先生”。称呼作为香港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以某种方式来塑造形成的。这种考察提醒我们应注意监测范围深度的重要性。对与社会工作者的亲身实践仍然有主流文化力量来塑造形成的考察，重要性在于他可能违背了他们的职业价值观念。

六、自我批评精神
上述对社会工作实践方面文化特性的考察，其中心在于各种独立的问题。但这种考察过程本身也值得我们的注意。通过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避开了存在的各种陷饼。米德格雷（Midgl6y）引用了社会工作者的各种研究报告。试图从其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念相容的自身文化里找到各种价值观，例如：印度文化、巴基斯坦文化、犹太文化及菲律宾文化。然后，就有关努力提出了重大怀疑。米德格雷认为，社会工作交叉文化的普遍性问题从来就没用足够的深度或是一种博学性的怀疑态度来进行考察。结论是这种存在的相容性的价值观念给了社会工作的发展以内在地支持。但这个结论仅能得到非常薄弱的证据。以严密考察为基础的表面上类似的概念有着相当不同的内涵。例如：传统社会里的相互援助系统对某种形式的社会福利而言，可能发挥着一种类似的功能，但其性质和暗含的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性质和内涵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些文化中存在另外相反的价值观念和酉方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念相冲突。存在支持严厉的肉刑的社会力量，例如：鞭打并监禁年轻的违法者、通奸的妻子、乞丐及无家可归的人们。还有相同的概念如权利观念，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内涵。通过在菲律宾进行的一个个案研究，他还指出了在不同的文化里应用西方社会工作所遇到的各种实践性困难。他的著作无疑告诫我们要保持头脑的严密与诚实，不要让想象泛滥。

因此，重要的是应注意对西方社会工作文化特性的考察矿其他像香港这样的社会的考察之间的不同之处。在英国或美国，杜会工作者需要认识到来自各种种族出身的救助对象的文化上的不同。在其主流文化主要是盎格鲁一美国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这类救助对象的群体是少数民族。因此，赫普沃思  （Hepworth）和拉森（nrsen）正确地指出：“重要的是考虑他们融人主流文化的社会化程度”。在另外一个方面，在诸如新加坡、中国、朝鲜这些亚洲国家，在广泛的意义里，其人口中主要的是有相同文化的中国人或朝鲜人组成。他们受到来自西方的道德规范、实践形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例如：人造卫星和有线电视。这种影响通过先进的科技产品也能发生，如计算机、音响设备和像食品与服装之类的进口商品。教育系统是按西方的模式设计的。把西方的理论、知识及思想方法结合进了课程之中，这就直接地或间接地使更年轻的一代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对占优势地位的本土文化在各种范围的作用受到了这种暴露于西方文化下的侵蚀。那就是萨摩瓦（Samovar）和波特（Porter）把他称作文化内部变动的现象。在一个相同的文化范围的人们当中，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假定他们皆为同类。文化间的和文化内部二者的异类现象必须予以考虑。在西方社会，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文化改观程度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在香港社会，祖父母、父母及其孩子这三代中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侵蚀或保留程度也显著不同。祖父母辈可能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父母这一代可能从大陆移民过来已有十到二十几年了，而十几岁的孩子这一代则是生在香港，长在香港。   

最后，考察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特性不应跟在不同的文化里适应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打个比方说，有十套衣服原先是按别人的身体尺寸和形体缝制的，跟你的身体尺码有较大的不同，为让你穿着合身，就需要试着去做一番修剪。这其中的含义无疑就是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为你自己做一套合身的衣服？因此，努瓦楚库（Nwachuku）的方法可能更为合适。一开始就考察一种特定文化的世界观，关注规范的形式和类型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在那种文化范围里，必须认真观察和研究人及社会问题的文化上的定义、现存的帮助和解决问题的形式，以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作参考，代替在构建本土实践理论时应考虑到一个社会文化上的资产及阻碍的规范标准。就如阿尔林逊（Allinson）所告诫的那样，一个人不能把不同等同于低劣。例如：当我们评论中国人民不善于表达其感情时，我们可能已经假定以感情的“口头表达”为规范标准。当然，进行更为严密的考察就会揭示出中国人民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他们在人际关系中通过给与各种形式的物质照顾和表现行为来表达他们的关心和尊敬。例如：母亲为细心地照料其孩于，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营养食谱。长大成人的孩子为其父母和祖父母举办奢侈的生日宴会。在“文化起点”这种方法里，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结论可能出现的一个批评意见就是认为上述思考结果仍然受到西方论著的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批判理论和米德格雷（Midgley）的著作。阿尔林逊（Alinson）可能会通过评述人类的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人是在文化和语言上塑造形成的，但仍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在各种文化之间，既存在共性，也有不同之处。所需要的是一种开放性的自我批评精神。一个人应当用社会工作实践的交叉文化研究方法对那些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性框架结构进行一番了解认识。它们适合于为进行分析研究提供最初的刺激动力和参考性框架。一个人应当保留其相关的批判性意识。例如：批判理论对处于中国文化里的社会工作效用性这个问题无疑会产生一些很有趣味的讨论。这种工作可由其他的有关批判解释学和现象学方面的学者来做。但是，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在另外一个方面，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学生应当做些艰辛的工作，去研究和了解其自身的文化，掌握那些能被确认的对人与人之间的帮助有影响的文化财产和阻碍。社会工作者必须意识到他们既能成为促进变革的代表人物，又能成为救助对象作出这些变革的绊脚石。如果他们不进行自我批评反省，自动考察检测其实践中的文化特性，就可能成为后者。但愿真正的结果与此相反。这个责任应由社会工作教育者承担。

（作者Naindng Ts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