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实践】排异与契合：社会工作的本土局限性分析

佛山清流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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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异与契合：社会工作的本土局限性分析

  

       契合性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所在。由于社会工作是一个融合价值、理论、方法和技巧等诸多元素的专业体系，因此，其本土化必然是各种元素的全面契合，单单注重一种或几种元素的本土化是缺乏现实意义的。有鉴于此，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应致力于探讨各个元素与本土现实的排异性，以便为其走向契合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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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与实践》(武汉)2014年8期第87～94页 作者：卫小将

【作者简介】卫小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北京，100081。

【内容提要】契合性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所在。由于社会工作是一个融合价值、理论、方法和技巧等诸多元素的专业体系，因此，其本土化必然是各种元素的全面契合，单单注重一种或几种元素的本土化是缺乏现实意义的。有鉴于此，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应致力于探讨各个元素与本土现实的排异性，以便为其走向契合提供理论参照。

【关 键 词】社会工作；本土化；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4)08-0087-08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探讨

社会工作是衍生于欧美语境中的专业和职业，当前在中国本土已呈现“后发快生”的态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专业性与本土性相缠绕，融合性与排异性相交织。尽管如此，许多人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探讨本土化并无现实意义。诚然，以西方社会为主导的现代性总体上侵蚀着其余社会的特殊性，但台湾学者杨国枢认为，并非所有的特殊的和本土的社会特性都会一概地被一些现代的特性所取代，社会本来特殊的和本土的特性始终不会全部消失。①由此，社会工作需不需要本土化或许已经不再是问题，如何本土化恐怕才是真正的问题。

毋庸赘述，本土化是相对于外来化而言的，它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过程。相较之社会学和心理学，社会工作本土化在中国大陆尚属新鲜议题，内地学者的探讨仍告知如阙，而国外学者已有较为丰富的论述。非洲学者Shawky最早定义了社会工作本土化，他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调整和修改进口模式使其适应本土需求；埃及学者Walton和Abo El Nasr着重强调某一国家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特征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本土化就是从进口到认证的过程，意味着调整西方社会工作话语来应对进口国独特的社会需求、价值、文化等等；②澳大利亚学者Meal Gray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可以有两股潮流组成，一是后发展国家的本土化，如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主要指欧美社会工作进入这些国家后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二是发生于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主要指以白人为主导和中心的社会工作对于土著和印第安人在教育和实践方面的本土化。为了加深对本土化的理解，Meal Gray还将本土化和本土知识、本土化和原住民社会工作做了联结和分析，她认为，本土化最初缘起于质疑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模式在世界各国的普遍适用性，本土化既是多样性与专业化对抗的结果，也是西方模式对于非西方社会境遇不能完全奏效的产物；③中国学者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政治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发挥功能的过程。④综合上述学者们的观点，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种持续动态的过程，即源生于发达国家或优势区域的社会工作不断在后发展国家或相对落后区域调适和契合的过程。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主要指欧美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本土后适应、排异和契合的过程。

藉上可知，契合性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本质，如何使欧美社会工作契合于中国本土，是我们面临的主要议题。关于契合性，杨国枢曾指出，“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密切或高度配合、符合及调和的状态，即本土契合性(或本土性契合)。”⑤他在这里并非是直接针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讨论，但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借此概念来反观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缘起和推进问题。香港学者阮新邦认为，社会科学(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推动运动，是源于不能纯依靠基建于西方文化脉络之上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⑥香港学者李洁文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我们现从西方大量吸纳的概念、理论、社会研究方法以至研究成果，在多少程度上可以被应用在这些社会脉络里?⑦这两位学者的讨论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推向了更为具体的领域。由此，我们不得不警醒的是，社会工作缘起于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语境中，其价值、理论、模式和技巧都衍生于西方框架之中，与西方人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指向是一脉相承的。如若忽视差异性，强行将其移植于中国社会境遇中，是否会契合?有鉴于此，我们将从学理上系统分析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局限性，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其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图1　社会工作体系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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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工作本土局限性分析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并非一种单一的存在，而是一个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体系。它主要包涵价值哲学、专业伦理、理论基础、专业方法、实务模式、实务技巧、社工角色等诸多要素。如图1所示，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下一方的存在是上一方存在的基础和依托，从而组合成为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与欧美的文化背景、历史脉络、政治制度、社会现实和人的需求是相耦合的。由于中国人的历史传承、文化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重要差异，那么究竟我们从西方大量吸纳的概念、理论在多少程度上可以应用在本土脉络中?实务工作的情形也一样，它运用的理论很多源自西方，是在西方的社会脉络里酝酿出来的。这代表着在应用这些理论时，其历史、文化背景所蕴藏的西方社会的人性观和价值观等都不可忽视。⑧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是从学理上澄清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局限性，当然，我们是在还没有澄清的基础上就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如下我们尝试分别从各个要素讨论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局限。

从哲学基础来看，专业社会工作充满了价值哲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价值是社会工作的灵魂，阮新邦将社会工作称为是一种强价值介入的道德实践。⑨由此可见，价值哲学是社会工作存在的基础，它不仅统摄了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也贯穿于社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在哲学王国里，社会工作关心的主要是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包涵四方面内容，即犹太教-基督教精神、人道主义、乌托邦思想和实证主义。⑩这些哲学基础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是相互耦合的。犹太教—基督教精神强调普爱、救世和利他，并将救助和服务弱势群体内化为个体的一种神圣使命。因此，大多数欧美的社会工作者都有基督教和天主教背景，宗教信仰也是支撑社会工作者前行的动力源。人道主义强调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将个体自由赋予极高的价值，相信个体的理性和潜能，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乌托邦思想强调社会的正义、平等和个体的自由。实证主义主张将社会工作打造成一门程序性和专业性强的应用社会科学。这些哲学基础在中国本土境遇中有一定局限，首先，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的中国是一个“脱魅”的社会，多数社会工作者并没有基督教或天主教等宗教方面的信仰，这种信仰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缺乏在社会工作道路上持续前行的动力。其次，相对来说，中国人并不是十分强调个体的价值、潜能和情绪表达等，个性化的需求往往被淹没在所属家庭和社群当中，社群的福祉更甚于个体的自由。再次，历史上长期的自然灾害、战争动荡和封建官僚体制使得中国社会底层具备了超强的承受力，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忍文化”，这种“忍文化”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正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所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忍受一切，不仅仅因为他们具备超强的意志力，更因为他们有一颗忍耐的心，这种特质更为可贵。”(11)这种“忍文化”使中国人遭遇各种问题时缺少选择制度性的求助方式的习惯。最后，从传统上看，中国社会将社会服务视为一种道德和道义，相对偏重于物质层面，具有零散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缺少实证思维和精神，并不奢望形成一种专业和科学。这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缺乏发展动力的原因之一。

从专业伦理看，专业伦理是一种以制度和规则的形式厘定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关系问题的准则。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中规定：“社会工作者的首要职责是增进当事人的福祉”(12)。此外，一般专业社会工作者遵循“尊重、接纳、保密、价值无涉、非道德评判、当事人自决、保持专业独立性、免受政府控制”等专业伦理和守则。虽然社工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服务是有偿的，这种关系更多的似乎还是一种工具性关系。这些专业伦理在中国本土可能会遭遇一些阻滞。其一，社会工作者的首要职责是增进当事人的福祉，这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工作组织先天独立性就不足，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决定了其首要职责是对政府和机构负责；另一方面，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差序格局的基础之上的，在日常生活中，个体要体察社群网络中的动态和需要。相对而言，个人的倾好、旨趣和需要的维护便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个人所重视的是自己社群的和谐与福祉。(13)其二，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的工具关系在中国是难以推行的。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特别是当事人与社工是一种“求—助”关系，这是一种介于陌生人工具关系和亲朋好友情感关系之间的混合关系(14)，这种关系中充满了人情关系和情感纠葛。在这种关系中实施服务收费制度不符合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逻辑。其三，社会工作倡导的当事人自决在中国社会是不现实的，崇尚专业和技术权威恐怕是中国民众的一种传统，尽管社会工作者刻意强调“去专家化”和“去精英化”的身份，但当事人总是抱着一种向“专业权威”寻求答案的心态。如果倡导当事人自决会使民众质疑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性。其四，非道德评判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伦理守则之一，主要指工作者对当事人遭遇的问题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不加以道德评判，这一点恐怕与基督教的教义不无联系。但对于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中国人习惯于运用“是——非、对——错、好——坏、善——恶、道德——不道德”等二元对立评判图式审视周遭事物。尤其对于一些“同性恋、失足妇女、毒品成瘾者、罪犯”等社会越轨群体，社工很难保持一种价值中立和非道德评判的态度。

  从基础理论层面看，社会工作理论是社会工作者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累积经验的一种升华，它吸纳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知识，为社会工作者审视、介入和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提供了宏观指导。相较其他学科，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较为零散，有的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交织重叠。依照美国学者罗伯特等人早期的观点，专业社会工作主要基于六种理论：功能派社会工作理论、问题解决派社会工作理论、心理社会治疗理论、行为修正社会工作理论、危机调适社会工作理论和家族治疗社会工作理论。(15)近年来，优势视角理论和社会工作充权理论也较为盛行。从这些理论的价值主张和核心内容不难看出，其背后暗含着一个趋同的假设，即个体之所以遭遇问题，主要是由于其社会功能失调造成的，每个个体都有掌控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潜能。因此，社工的职责主要是协助当事人挖掘潜能，调整自身来适应外界环境。由此，社会工作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改变当事人对问题的认知态度进而调整其自身的行为。这些都带有很强的移民文化色彩。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新移民进到一个陌生环境中无所依靠，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身，因此，追求独立、崇尚个人价值、倡导理性自由成为其主导的价值。而富含个人主义色彩，片面夸大个人能量的理论应用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逻辑中或多或少渗透着某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情愫，一般当自身难以应对外界环境发生的变化时，较多地倾向于借助亲情、友情等非制度化社会支持网络的力量；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众多问题是结构性的，如下岗工人、农民工、失地农民、留守妇女儿童、流浪人群、失独家庭等，这些问题单靠改变个人去适应环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致力于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的逐步成熟和完善。此外，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时下在中国流行的社会工作充权理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社会工作充权主要应用于黑人、妇女、同性恋和少数族群等弱势人群，充权理论除了强调激发个体的主体性和增强其自我效能外，更主要的是呼吁和组织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当事人联合起来，通过请愿、游行、抗议、静坐和示威等方式向政府等权力部门施压，迫使其出台和修订相关政策，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当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事前组织策划、事中协调引导、事后总结与反思，保证了充权活动以一种合理有序的方式进行，并唤醒了当事人的维权意识，使其习得依靠群体力量来维护自身权益。即便如此，充权理论在中国社会是较难以应用的。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的国家，“稳定压倒一切”是长期以来的施政理念，政府对于任何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再加上社会工作充权在中国尚处于探索阶段，人们对于充权的理解很容易与转型时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混淆在一起。因此，充权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

  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看，传统上，专业社会工作主要包括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如图2所示，个案工作主要基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层面，通过“面对面”和“一对一”的方式对当事人提供辅导和服务；小组工作通过“一对多”的方式，借助群体动力使当事人获得支持和成长；社区工作主要从宏观的社区和社会层面入手，通过改变社区和社会环境来解决当事人的问题。事实上，这三种工作方法只有产生时间的先后，并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因为当事人问题的产生既有内在的个体因素，也有外在的环境因素，是二者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当前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特别强调多种方法的整合和综合，即通才模式，通才模式已经迈向一种“全人服务”的新视阈。而社会工作方法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我们对于社会工作方法的理解还停留在狭隘层面。在实务领域，一般将社会工作化约为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工作方法，忽略了当事人问题成因的多维性和工作方法的综合性。其次，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在中国的使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个案工作是一种高度使用“语言”的工作方法，他需要工作者与当事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在同一“对话语境”中使当事人反思、提升，找到改变自身的动力进而解决问题。因此，个案工作对于当事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受教育水平及其对社会工作语境的认同都有一定的要求。而我们知道，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多为一些底层的弱势和边缘群体，这些群体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缺少一些“话语表达的能力和权力”，社会工作对其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概念，他们最关心的是“社会工作者告诉他们怎么做?”社会工作者欲通过“对话”使其找回生命的动力进而改变其处境并非易事。小组工作是一种通过小组系统形式协助个体提升社会功能的方法，工作者通过设计小组游戏活动来促进小组成员的互助合作、经验分享和相互支持。小组工作的形式在中国的一些青少年和儿童成长及兴趣培养方面受到了欢迎，但在针对成年人的问题解决方面却遭遇众多问题，一是组员习惯于听从当事人的意见，不愿意成为小组的焦点，这恐怕与中国传统持守的“中庸”处世之道有很大关系；二是成年人面对小组游戏会显得很拘谨和羞怯，许多人认为小组游戏太“小儿科”，成人做太“没面子”。这或许是因为欧美与中国人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欧美人表达情感更多是“张扬”和“我行我素”的，而中国人表达情感更倾向于“内敛”和“不喜形于色”，且特别在乎自身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小组游戏成为了组员的一种“负担”，从而导致小组的持续性较差，组员流失现象比较严重。社区工作是与中国社会现实最为契合的一种方法，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因为专业社区工作强调社区居民在社区规划和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而我们知道，中国的行政体制决定了社区规划和建设的主体责任还是政府，居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图2　社会工作方法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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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看，实务模式是社会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的科学助人方法。我们主要从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模式展开叙述。第一，个案工作将心理学理论成果与临床工作经验相结合，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同一对象的不同问题总结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实务模式，如图3所示，主要包括心理社会治疗模式、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危机介入模式、人本治疗模式、家庭结构治疗模式等。不难看出，这些个案辅导模式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它与欧美发达国家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是相匹配的，主要针对个体情绪、情感、态度、认知、心理和行为偏差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人情社会”的中国，大部分或可能被消解在亲情和友情等社会支持网络之中，中国多数弱势群体相对更需要的是低层次的物质满足和高层次的制度公平，而个案工作模式远不能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第二，小组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和过程，主要帮助当事人改善生活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佩普尔和罗斯曼提出了小组工作的三种模式，即社会目标模式、矫正模式和互惠模式。(16)这些模式在中国的使用也面临一定的问题，尤其是矫正模式和互惠模式，主要是吸纳一些同质性强的组员，如矫正模式将吸毒者作为小组成员，互惠模式吸纳未婚母亲、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作为组员等。组员通过彼此的支持获得改变自身的动力。然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很容易上升为道德评判，遭遇这些问题的当事人十分敏感，轻易不会敞开心扉，特别是在小组这种相对陌生的环境中，他们更习惯于信赖日常生活领域的私密环境。第三，一般而言，西方社区工作主要有四种模式，即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计划模式、社区运动模式和社区照顾模式。相较于个案和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是与中国社会最契合的一种工作形式，毕竟中国开展社区工作也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然而，欧美的社区工作模式在中国的使用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如图4所示。在西方，地区发展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工作模式，主要通过培育社区领袖，强调社区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而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家和政府目前还是社区发展和规划的主体，居民相对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制度因素成为地区发展模式在中国应用的制约因素。社会计划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区工作发展模式，主要依靠专家的意见来推进社区的发展和建设，这一点与中国社区工作模式较为契合，因此，该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没有明显的制约因素。社区照顾主要是相对院舍照顾而言的一种社区工作模式，包括在社区内照顾和由社区来照顾，它克服了院舍照顾的弊端，将精神病患者、罪犯、吸毒者、残疾人和老年人等回归于社区环境，充分利用社区力量来照顾弱势群体。这种模式有效动员了社区力量，充满人文关爱，但在中国的应用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因为中国民众对于精神疾病、罪犯和吸毒者或多或少存在某种道德评判，因此，目前将这些群体放置于社区中照顾极有可能遭到社区的排斥和歧视。社区运动是一种较为激进的社区工作模式，主要应用在遭遇社会不公正待遇的社区中。工作者通过组织社区居民进行静坐、公开辩论、游行、示威和抗议等活动获取自身的权益。此模式受到中国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实施起来较为困难。

图3　个案社会工作模式图

从社工实务技巧和社工角色看，社工实务技巧主要是在开展工作实务中使用的各种技巧，这些技巧同样明显地具有浓重的现代西方色彩。更确切地说，它们绝大多数是来自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西方人特殊的历史背景、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然而这些技巧毕竟是基于人本主义的，因此在中国社会服务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社会工作者主要承担使能者、协调者、教育者和社会教化者、倡导者、调节者等角色，这些角色与欧美社会的实际需求是相适应的，主要倡导当事人的主体性，而社工主要扮演同行者的角色。这些与中国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是有区分的，目前中国社工主要履行问题解决者、控制者、教育者等角色，这些角色强调的还是社工的主体性，当事人相对处于辅助性地位。

图4　西方社区工作模式在中国本土使用的局限性分析图

三、结束语

专业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标指向，这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在这种指向的驱使之下，我们的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大跃进”的发展态势。许多研究者和一线社会工作者也已无暇顾及专业“水土不服”的问题，急于运用未改造的欧美理论去服务留守妇女儿童，介入失独家庭，援助上访农民，参与四川灾后重建，干预“昆明3·01恐怖事件”遗属，安抚马航飞机事故家属、辅导东莞失足妇女，等等。当然，社会工作者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是好的，但其服务实效却是极为有限的，其表达性和现实性之间存在着鸿沟。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社会工作在现实境遇中遭遇了“搁浅现象”，究其缘由在于专业理想主义和专业热情冲淡了对于本土化问题的重视，冲淡了构建本土社会工作体系的使命。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发展还没有开始。藉此可知，愈是在中国社会工作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我们愈是要放慢步伐去思考、研究和探索本土化问题，去系统理清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理论、方法、模式、技巧和角色在中国本土的局限和排异，以便更好地实现与本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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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Q/ c' w# \2 ^5 |; Z" O来源：http://theory.swchina.org/research/2015/0202/204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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