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桂城督导培育 于 2014-10-15 10:3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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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7 ~6 p" Q% |( @4 b' q6 W: C草根NGO怎么跟政府打交道? ) J7 m; O- @% F1 @" {4 j
《中国财富》杂志2014年10月刊 记者 黎宇琳实习生 罗苑 ; M1 B/ b! d8 z7 q% t# x$ X1 K" y
434万,广东流动儿童人数领跑全国。在过往30年中,种种社会问题伴随着经济腾飞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问题,尤其是其教育问题如何求解,已经成为一个时代难题。幸好,与之相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正在试图为之出力。 2 X( [; z7 R3 P8 @
为解此难题,民间教育力量正在出现联合的趋势。以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为代表,广东本土12家关注乡村儿童教育的公益机构希望发挥民间力量的在地优势,整合、连结更多专业和优质社会资源,试图为解决当下城乡儿童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助力,并形成该领域从倡导到行动的长效联动机制。 * B) H3 o* v- V. ]. ]& u: n; O- S
正如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任何一个组织,如果只是单打独斗,没有形成一个链条,谁也走不远。
/ b* j5 N7 A2 _4 V; i9 J8 h) c, U 联合是大势所趋,与政府合作更成了公益组织的必修课。NGO人正在思考:如何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源发挥合力、如何有效推动更多社会资源助力乡村儿童教育服务?
8 k) K. s/ B# f$ X 绿芽的尝试 8 e6 n- h& Z3 L1 g
“有些企业可能想为乡村教育做贡献,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更有效率,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平台让关心教育的政府机关、企业、教育公益机构等联合起来,就能更好地撬动各方资源。”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女士如是说,在她看来,对基金会本身而言,踏踏实实把一件事情落地做好就非常不容易。
8 w- o" N$ G" R% i4 C 业内人士总结称其逻辑模式是“主张多元参与、协同共治”、“扎根社区,强调在地经验的总结推广”、“从一个很窄的、社会很关注的领域进入,从而推动教育发展。” ! z% ^" J: [0 w, `, Z; c+ N
去年年末,绿芽基金会“太阳花”公益行动首个试点项目—关爱留守儿童青春期性安全教育项目在广东清远市阳山县正式启动。该计划旨在培育当地的“中小学青春期性安全教育骨干讲师”,在试点小学针对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开展青春期教育课堂,并推动当地其他学校青春期教育的普及开展等。“五年内希望儿童性安全教育在广东中小学全面开展”,这是绿芽基金会的愿景。 8 O+ h+ u" X8 M% b+ R1 x( _: X/ S
谈及与政府的合作,蔡文方笑称:“现在做什么离得开政府呀?”与政府合作共享社会资源的同时,蔡文方认为机构仍能保持自身独立性,“我们非常清楚自身的价值观、目标,不会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其次要培养多方的筹款能力,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 X* Y. `* F1 v: ` n, u 关于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她强调站在企业立场换位思考的能力,要尽可能告诉企业你能为它带来什么,这样会更加容易得到企业的合作机会。
$ G6 Z4 P. n3 b0 V+ j& U 领军者们的思考
; r& S" }% r) S) E6 _4 Q- [8 U 如果说民间组织的相互联合还算容易达成,那与政府的合作就成了不少草根NGO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但也正如蔡文方所说,NGO做事很多时候离不开政府,政府支持,事半功倍,政府反对,这事根本就做不了。
( c; p7 a+ Y& Q. y; s! i 媒体人邓飞与政府打交道就很有一套。“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在全国多个地区开展,邓飞常常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座上客。邓飞在分享经验时说:“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去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政府介入。这样大规模的改变,单靠民间捐款是不可能完成的。” 2 k x4 x; j* g: I7 B( \5 H2 A+ f1 O$ U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来超也有类似看法。她说,民间行动很大一部分功能是探索出可行性方案,再做政策倡导,吸引政府力量关注。 4 U C. ]3 F% E1 m% s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接手就意味着民间慈善组织就可以不作为了。但邓飞并不认同此观点,在他看来,NGO的活要是让政府接了,NGO可以回归到监督的角色。 # r; p$ [8 X( z5 L
在千禾基金会秘书长胡小军看来,基金会“合作者”的角色定位正体现在“多元共治”。他所指的“多元共治”,就是指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进入,谋求资源共享,协同共治。
_# @0 j" p) L, Z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希望政府能在与NGO的合作中更多放权,“中国的慈善要跟政府互动,但政府不要管太多,该放就放、要更开明、更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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