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官员:30年我国灾情信息披露取得很大突破

yilingche · 发表于 2009-3-23 17:01

王振耀：我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非常感谢网络的力量。大家知道在前些年，灾情信息公布应该说是不及时的，但是在经过了SARS以后，这个国家灾情的透明度、灾情公开的一套制度，全面的建立起来了。为什么呢？我们也从网络中学到了很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规定就是信息披露一定要第一时间向社会做出及时的反应，做出及时的反馈，把整个灾情信息及时地向大家、社会做报告。
      我们建立了一套很健全的信息采集系统，包括我们有一个动态情况的一个应急联络中心，中心电话83559999，我们直到每一个县的民政局长、主管救灾的副局长，以及救灾股长的手机、家里电话、办公室电话，一般有大灾之后，我们就很快和灾区一线的这些同志取得尽快的联系，大体上在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内，我们都能取得到直接的联系，来询问灾区的情况，掌握第一手信息，然后及时地向国务院领导来报告，同时也向社会及时地发布。
      汶川大地震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天公布了一些灾情的初步信息，第二天就开始系统地向社会来介绍，然后就是每天定时来向全社会报告灾情的进展，在灾情的整个全方位的一种信息。
      主持人王莹一方面可以让民众及时了解灾区的情况，可以让他们及时地加入救灾的阵营当中。另一方面有没有考虑到它的负面影响，可能有一些扰乱社会不安的因素在里面？
      王振耀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披露，恰恰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措施。如果信息披露的不具体、不及时，那社会就会有各种传言、猜测，反而能酿成更大的不稳定。
      再一个，信息披露的具体、及时，特别在救灾的时候，更有利于大家的投入。你比如说信息披露及时，同时我们也鼓励各家新闻媒体都来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那最后政府和网络、电视和各种新闻，整个这种平台，其实形成了互动的关系。我们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更加准确地掌握到灾区的形势，然后来组织救灾。
      比如像今年郴州，像雨雪冰冻灾害的时候，那时郴州告急就是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得到了郴州断电时间比较长，方便面都已经卖完了。这样一个消息，你仅仅靠逐级行政来报告，那就慢了，还是信息披露，中央政府及时地应该掌握这些信息，并且来及时地向社会披露，同时也鼓励媒体，也来加入到这个披露的整个这样一个平台上，大家共同来合作，来工作，来促进整个信息披露机制更为健全。
      主持人王莹：也就是说调动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积极地加入到救灾的进程当中来。
      王振耀：是这样，信息披露可能是最有效的来调度各类社会要素，来投入到救灾。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进步，大家原来想象的，你把真实的情况不间断地向社会通报，可能有困难会引起大家的反感，或者是大家会批评政府。这一次我在灾区，我看到我们的工作确实有许多要改进的方面，但是外国记者和中国记者，我都问他们，我看你们现在批评的报道很少啊。记者们问我，说你们政府的工作这么努力，我们知道你们有困难，但你们努力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为什么要批评？哎哟，我当时就非常惊讶。
      主持人王莹：也很感动吧。
      王振耀：也非常感动，就是说政府只要坦诚地向社会、向媒体来披露我们的信息，说我们的困难，也说我们的不足，当然也说我们的进展，实事求是地向社会来介绍，社会不会恐慌，社会对政府的缺点，对政府的不足也会谅解。我觉得媒体披露应该说信息的及时披露，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
      主持人王莹：王司长，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我们这次救灾工作当中也有很多民间组织加入其中，特别是NGO组织。我不知道它是跟政府的工作是怎样完成一个对接的呢？
      王振耀这一次汶川大地震的NGO的行动，主要是在信息方面，来实现对接，然后他们主要是独立地去着想。因为汶川地震整个急重灾区，沿龙门山大断裂带，它整个比较重的灾区，差不多是3万平方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在灾区里你知道，许多城镇毁掉，许多县城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我们的基层官员应该说遇难的也不少。所以，基层原来这种行政建制被打乱了。所以，想按照原来那样一套行政体制来安排民间组织投入救灾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变成了人自为战，在最开始的时候要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需要民间组织，NGO要极大地有创造性、主动性、自觉性，投入到这种救灾活动。所以，这时候的互动应该说我认为是一种默契，因为基本上大家一看，到那边大家缺什么，通过新闻媒体也通过大家的手机短信，各种各样的通讯方式，来互通，来达到一种合作，最后客观上形成一种救灾的社会合作的平台，来投入到救灾。我觉得这样一种合作机制，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新型的合作机制，在大灾难面前传统的行政体制，传统的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方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都需要创新。
      所以，政府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民间组织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及时地调整了行为方式。这样双方的主动性、创造性，然后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合作平台，然后推进了进程。
      主持人王莹：王司长，您可以客观地给我们评价一下NGO组织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发挥了您觉得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王振耀：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我认为它是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不只是半边天，就包括灾民集中安置点，包括垃圾的管理、物资的发放，整个使灾区进入到有序状态。在具体场所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NGO志愿者超过了半边天，甚至说是主要力量，在一些点上。这个应该实事求是充分肯定NGO志愿者在这次大灾救灾中的作用。
      但就整体而言，我觉得第一是捐款。你们知道，很快的捐款就过了500亿，这个在全国整个捐款历史上没有。现在加上共产党员的特殊党委，加上我们的其它一些捐赠物资，将近达到700来亿了。这是一类，捐款这种力量是过去没有过的。整个我们的民族可以说是从一般的民众到各级领导干部，到公务员，甚至到乞讨者讨饭，我们看到有一个故事，他捐助了几块钱。所有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当然包括大人，包括小孩在内，全部都投入了捐赠活动。这是第一大贡献。
      第二大贡献是，直接向灾区运送物资。可以说确实是有力出力。很多人、很多企业这个时候有一些东西，只要灾区需要，我就接到过不少电话，不问灾区这时手续是否健全，就问哪里的灾民最需要，我把物资只要给到现场，我不要手续了，我给到我自己的良心就合适了。很多企业就是这样。
      主持人王莹：而且说心里话他们的行动确实影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王振耀：影响了每一个人。当时就是这样，当时现场的所有人就体会，前三天物资确实感觉到非常匮乏，但是三天过后整个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只要说缺什么，需要什么，通过电视、通过网络或者是跟很多组织只要及时一通报，很快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当时的救灾物资传送、输送的速度，那是大家不可想象的。深圳航空公司的李总就告诉我，他说当时救灾之后，马上他的表态是，中断了三千万的合同，干什么呢？把自己的大型运输机调回国内，运什么呢？运矿泉水，运方便面，这是一个缩影。所有的行动都过来了，包括运输行动都起来了。不然大的交通干线、线路当时是中断的，向西南走，有一个109隧道断了。所以，这样一些困难面前，整个全民行动起来。
      第三个我觉得主要是志愿者。过百万的志愿者现在没有准确数字。我听了一个故事就很感动，当然不仅仅是我。过去我们的80后、90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还有一些误解，觉得这些孩子们是不是现在的独生子女，个性比较强，有一点穿的衣服或者是平时的发型，跟我们这一代人不太一样，觉得将来行吗？但我到灾区一看，忽然觉得他们真行，我们心里特别感觉我们过去的一些理念需要改变。有一个孩子听说头发很长，父母天天和他吵架，有时不让他进门。这时倒好了，他打着飞机自己到灾区了。工作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之后到家里睡了4、5天。原来在家里父母都觉得他是问题青年，现在觉得是英雄。其实不仅是他们父母这样一种观念的改变，我觉得我们全社会现在大概都会整体上来重新认识80后、90后，其实也是认识NGO，认识志愿者，也其实重新认识我们的社会。我觉得大概救灾之后，我自己的感觉，全社会好像都更加和谐了。你到路上去，你开车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
      主持人王莹：都很友善。
      王振耀：对，我看现在开车的，第一行人少了，让路的多了。我看在北京就明显的感到友善可能是增加了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确实感到这个民族，这种慈善，这种善举，爱的这样一种激发，确实是达到了空前的阶段。
主持人王莹：但是王司长，客观地说像天灾我们很难去避免，但是我们如何去减少灾难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呢？我看教育部在今年也特别的批了中央电视台做了《开学第一课》，专门对地震的一些防害遇灾知识的介绍，不知道民政部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呢？
      王振耀：我过去就是国家减灾委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我们是正在推了很多减灾进学校、进社区，特别是叫社区减灾这样一些项目。现在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开展的更为广泛了。当时我们就特别注意到了安县的桑枣中学，桑枣中学为什么能在1分36秒，但是据他们校长说，其实不到1分36秒，他说其实是更短的时间内所有的学生已经出来了。有五层楼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是2000多学生，一个人没有伤。不要说亡，就没有伤，可以说是世界的一个奇迹，在那种大地震中。后来他们的楼房受到的损坏很严重。为什么没有伤？后来我们问了，经验就是减灾训练。
      主持人王莹：安全意识。
      王振耀：同时进行了很多减灾训练的项目。我觉得减灾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减灾行为方式的这样一种调整，我认为还是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减灾委各个成员单位，特别是民政部所要力推的一项活动。我相信应该说随着这次大地震之后，大家全民族的深入思考，我想我们的减灾意识、减灾的活动，它的质量会提高很多很多。
      主持人王莹：灾难发生之后，也有很多伤残人士，还有很多孤儿、老人，对于他们的安置工作，不知道民政部都有哪些举措？
      王振耀：民政部现在应该说有很多办法，包括今天我们还有一些项目和慈善组织，和一些企业，还在继续讨论、在落实当中，很快明天国寿基金就要在四川灾区举行一个给孤儿每个月发放600块钱的仪式。这是一些现在的活动，最近两天就在准备的活动。其它方面有多项政策，包括现在健全的五保制度供养，这是对孤老这一块。对孤儿这一块，包括康复的一些政策，包括他们的生活照料的一些政策，现在应该说前一个时期都有一些特殊的标准，包括每个月每人每天的这些救助标准。你们可能知道一般人当时一天是10块钱，那么对“三孤”人员，一个月是6块，那就是高于普通人一倍。现在更需要我们和四川的同志，和灾区的一些同志，将转为更细致、更具体的一些关怀，对孤老孤残这样一些人士，我们有专门的文件，有一系列具体的安排。一些孩子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外地，都在得到不同程度的照料，这项工作应该说是长期的，是细腻的，我们需要系统地来不断推进。
主持人王莹：王司长，可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是有了基本保障，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孤儿没有地方可去，很多是去了孤儿院，我们还是很担心他们身心的健康。
      王振耀：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其实我要说的是，即使在物质方面，因为前期是集中性的大规模的展开救助，但是到下边进入到具体生活的时候，有些物质不一定都完全有。因为很具体的，比如说男孩需要什么，女孩需要什么，大一点的孩子需要什么，小一点的孩子需要什么，这些是要具体入微的，绝对不是说我们有了钱，给了一般的这些物质，大家就够了。其实是源源不够的。我们最近和慈善组织也一块儿讨论，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些志愿更人性化、更细致化，能不能对孩子们，当然对孤残人员，能不能更具体，我想这是我们各级政府，包括我们慈善组织在内，我们下一步需要特别努力做的一个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王莹：我明白了，其实政府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政府具体实施的计划是不是也有了一个大概的想法呢？
      王振耀：不仅仅是大概的想法，应该说我们有专门的人员现在来推进这项工作。我们还希望社会给我们更多的反馈，你们先万不要相信说我们可以，只要说政府已经做了，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就不用再关心了。其实是到现在灾区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政府和民间，还是需要一个积极的互动，来共同对灾区施展进一步的救助，进一步的安置，我觉得这还是需要下一步来有一个积极的互动，才更好一些。
      主持人王莹：其实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
      王振耀：政府应该说就没有终止行动，政府一直不断地深入，不断地到灾区去，不断地了解情况。但是应该说这是一场非常大的灾难，它的挑战是极大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些困难。所以，还需要政府和民点不断地积极互动。所以，有的志愿者我听说最近到了灾区看到了，说现在灾区的志愿者很少很少，是不是显得冷清了一些？他们还想做，能不能再找一些志愿者，能不能再进一步开展一些更深入的志愿服务的项目，我觉得我们都是积极鼓励的。
      主持人王莹：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阶层，像农民工阶层，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了。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像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对于他们的安置工作，我不知道民政部是怎么做的？
      王振耀：我想是这样，对于特别是前期前一段我特别到了中江县，到龙台镇，那个镇上的中学我更加实实在在感觉到留守儿童的困难。我觉得整个从民政部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的对贫困人口建立了一套低保制度，然后对孤儿、孤残人员，有一些公共的福利设施，还有一些特殊的照料制度，比如说“五保”制度，比如说建立了儿童福利院，比如说对孤儿特别地要给予更高标准的一些照顾。这个是我们都在做的。应该说同时还有一些包括对一些残疾人，包括他们的康复训练，这些都是在做的。对农民工特别是他们家里产生的一些困难，我们特别在老年工作方面也建立了一些高龄津贴，希望对一些老年人来实施更多这样一些关怀，更多的照料。在救灾标准方面，也是现在最近一些年是不断地提高。这次汶川震你们可能知道一般的倒房户实际得到救助大概是2万块钱。大家听说2万块钱，可以想像前些年的救灾标准，那是比较低的，但现在很快已经涨到了2万块钱。这都是一些具体对困难群体来实施的一些救助，实施的一些帮助。项目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离群众的要求，离群众的需求还差的比较远。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地努力。
      主持人王莹：我感觉真的王司长身上的担子好重好重，要做的工作也好多好多。
      王振耀：是这样，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内，很多矛盾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的。我们确实遇到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我们的很多社会建设，特别是对困难人口、对特殊群体的照料还确实存在着很多不足的方面，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主持人王莹：而且像我们生活在城市，经常看到在街头有很多流浪乞讨的人，包括儿童，包括残疾人，包括老人，我不知道我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呢？
      王振耀：民政部最近一些年，当然这应该说是国务院温总理主持下有很多项目是直接他来推动的。你们可能知道现在流浪乞讨人员民政部已经建了这样一些社会救助中心，他们在城市遇到了困难，一般可以到救助中心得到及时的救助。
      主持人王莹：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流浪街头呢？
      王振耀：有一部分人有特殊的一些困难，这我觉得是需要进一步来解决的，所以这是需要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来调查研究，来改进的。我想有些人，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制度，有一些体制，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大病的救助，它需要的钱很多，我们一下还不能满足。这怎么办？有一些街头，就有一些他们希望得到这样一些救助，他们有时候在街上就写了一些字，希望进行募捐，这是类似这样一些困难。
      另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的困难，我们的救助标准可能偏低了一点，有的领域。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还是会有一些困难。有的是家庭遇到了一些具体的比较多的困难。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改进的。要不我们就说，民生工作下一步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民生就是需要解决具体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些生活困难。
      主持人王莹：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帮助这些人，包括捐款捐物品。很多网友现在也不禁质疑，现在这些款和物是否能达到真正需要他们的这些人的手中呢？
      王振耀对于网友的质疑我很理解，我并且希望这些网友要经常性的保持这样一种质疑。
   主持人王莹王司长，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多人不捐钱，是他们不敢捐钱，是怕捐了这个钱，就不知道这个钱会到了什么人手里面。
      王振耀我特别尊重你这样的想法，因为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我可以说基本上是全国人民都捐款了。所有的人，包括领导干部，包括普通的公务员，包括我们本人在内，都捐了不少钱了。实际上大家现在心里边都有一个疑问，说我们捐这些钱，这几百亿，什么时候能到达灾民手里呀？用什么形式到达灾民手里，通过什么项目到达灾民手里，这确实大家需要问。不仅你们在问，我们自己作为普通的捐赠者，我们自己的许多领导人，作为普通的捐赠者，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可以给网友们回答的是，一般来说大家担心的，你比如说贪污问题、挪用问题，一般的因为有国家审计的这一套健全制度，要出现这样的问题比较难。因为是高压线，我们的审计部门、纪检部门，不断地进行监视，这个监督、监察，因为我们审计部门的很多同志自己也捐款，他会从自身的需要来监督。这样一些大问题要出的话是很难很难。但是我想和网友交换意见的就是，有没有我们现在一些体制限制了我们自己想得到的那些信息？我说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这一次汶川地震中，大家有一些说法，客观上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一些比较尴尬的现象。比如说大家都说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次捐款很多，基金会、慈善组织千万就不要说公共费用了，每一分钱都用在灾民手上。当时大家在网上也吵得很激烈、很热烈，说千万不能这次是公共费用，捐了这么多，捐了10个亿，假如说公共费用成本比较高，假如说可以用一个亿，那还得了？这就不行了。可是大家知道任何一个慈善组织，你要保证它把项目做好，必须有公共费用，它得采购粮食，或者是采购物资，它得派人去，得发现那些最需要帮助者，这里边必须有成本。
      主持人王莹这是一个需要相互理解的过程。
      王振耀：就是需要理解。我觉得特别是网友，我们都来理解。当大家做志愿者的时候，大家想想，机票谁出的？是自己出的。到那儿吃喝怎么办，吃喝有一部分是你当时有钱也买不到。怎么办？其实吃的是当时在灾区有的，我们当时都叫共产主义社会，矿泉水、饼干，大家就是到路边上，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有一些物资供应站，来吧，你饿了，那就拿上一包饼干吧，真是这样。这就是成本。
      所以，大家要知道，要做慈善，要把这个事情管理得好，管理得让我们大家都放心，要有成本，要有人员。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慈善机构人员极少，我在这里说一个数字，去年全国的基金会工作人员是18000人，我们的慈善组织人员7000人，2万多人。四川慈善会公布了一个数目，10几个人，现在捐款达到了几十亿，怎么来花呀？怎么来管理？怎么给大家有一个很积极的回应呢？人员没有。
      有的慈善组织采取了非常简单的办法，我不能让网友，不能让群众埋怨我，我把钱给政府，给财政，其实大家更不放心。说本来我们捐款是不应该给财政，不应该给政府的，我们应该希望你慈善组织做的更人性化一点，给我们一个更透明、更具体的这样一个回应，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些，就是大家理念上的障碍。包括我管慈善工作的，面对这个救灾捐赠，特别是这一次的大灾捐赠，我没有停留在，不会说这样被动地说，那大家不同意使用公共费用，咱们就不提公共费用，就等着，只要不贪污就行了我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些团队、工作人员认识比较一致，一方面向社会解释，向慈善组织说明，一定合理的公共费用，应该向社会解释清楚。
      主持人王莹：我们是相对透明的。
      王振耀：应该透明，必须透明，全方位应该透明，把大家花的钱透明的说出来，大家能理解。另一方面，也要调整慈善组织的行为，使慈善组织也要有更强的执行能力。还有民政部也及时地和有关的这些公司这样一些组织来开发一套救灾捐款的管理软件，争取让每一已救灾款流向哪里，都比较透明地来反映出来。应该说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大家可能看一看捐助网，有一些捐助信息，可能就会感到有比较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还在进行中，恢复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我们都应该更积极地态度来关注着这些资金的流向，来争取应该说我们的工作和慈善组织的工作，对大家，对全社会，应该努力地给一个更好的反馈。这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继续关注的。
      主持人王莹但是王司长还是有一部分人在钻空子，他们虽然是打着捐款的旗号，但没有实际去捐款。所以，也有很多网友质疑，说我们中国为什么没有像巴菲特跟比尔·盖茨这样的大慈善家，对于这样一部分人我们有没有一些约束的机制在里边？
      王振耀：我首先要解释的是汶川地震捐款捐物，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一笔赖帐，可是在过去，在98抗洪的时候，在其他事件有。有什么？报了捐款的数量，最后我们再去要这些钱的时候，要这些物的时候，就产生拖欠行为。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基本上，可能在个别地方，在个别环节上出现一些障碍，但整体上这一次捐款捐物到位的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我首先要解释的。
      另一个我要解释的是，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包括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有很多人现在是要立志成为比尔·盖茨、巴菲特。别的不说，我们就大中华圈，大家都知道李嘉诚，前些天李嘉诚先生跟我们在一块儿座谈，他就认为他的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他说是他的另一个孩子。这是他要捐赠很多。
      内地也是一样，别的不说，我们自己经常接触的，在慈善大会上像大连万达的王健林总裁，他就是这种观念，他说他将来就是要学比尔盖茨，要学巴非特，他的资产大部分也是要用来做慈善。现在慈善其实在企业家中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这是我首先要说的。
      有没有一些企业家捐款不够，或者是大家总嫌他捐的少呢？确实有这种现象。我也和一些企业家进行了接触，他们我想是两方面，也要理解他们。有时候他们在日常的工作，在经营活动，有时候也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也时候他对直接捐款，有时候特别是一些慈善组织找他捐款，不给他说这个捐款去向，他们很讨厌。他们说你就是捐款的来了，最后用的怎么样也不跟我说，我们特别烦。私营企业家有很多这种苦恼。
      主持人王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王振耀：我也说说他们的苦恼。他们更不要说有时候经营中还受行政人员、管理，对他们不太礼貌，不太让他们顺心，他们有一些苦恼。
      主持人王莹：说得实在。
      王振耀：这是一方面，大家要理解。所以，他们有时捐款的时候，就不像我们想象的他们就捐吧。
      主持人王莹：那么痛快。
      王振耀：他们有苦恼。第一笔可能是很痛快。或者说头一年很痛快，接着又不给我回馈，我不如自己去捐，这是企业家有一些苦水，他们向我说的，我觉得我们社会要理解。
      另外，也确实有一些个别企业，有一些沽名钓誉，可能会有。怎么办？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透明，你捐了多少，都要透明。让社会来监督。我们后来发现社会监督的力量远远大于政府监督的力量，因为一个企业它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如果社会不认可，他这个企业就没有办法经营。所以，它可能就要垮台，可能就要破产。所以，它为了取得社会的信任，它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所以，现在看透明是非常重要的，要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也是觉得需要借鉴一些国际经验，国际上现在有一些经验我们也在考虑。不要举办一些大型的比如说演唱会或者是这样一些义演活动，让很多企业举牌，这在国际上他们说，现在很多国际通行的行为，举牌的时候容易，非理性，这样落实起来有时候就难免有一些困难。说不如比如他们规定，你捐款的企业在第一个星期是不是不要说你的数字，以免将来你捐款像做广告一样，这样说了。这样恐怕采取一些国际惯例。
      再一个恐怕要运用法律的手段。你既然捐赠都有一些承诺、签字，都很严肃的做了，最后你不来捐赠，那恐怕将来需要运用法律的力量来保障捐赠顺利地进行。
      主持人王莹：其实说心里话，王司长，跟您交流这么多，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您要做的工作，很多已经做了的工作，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那在未来的时间里，还是希望您能多倾听网友的声音，多和我们网友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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