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难长期坚持自杀干预社工模式遇瓶颈

爱弥儿 · 发表于 2012-4-21 14:16

志愿者难长期坚持自杀干预社工模式遇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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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northnews.cn/2012/0420/757530.shtml

解说：张纯把现存的心理危机干预分为三种模式，用医学手段进行生物学干预的医学模式，用心理疏导解决问题的心理模式和社工模式，由于政府拨付的经费比较少，大量志愿者参与自杀干预的社工模式成为张纯的选择。
记者：你们会有同时多少人守在电话机旁边？
张纯：我们一般来讲一组是三个人，按照规定是一组三个，就一个主谈，一个辅谈，就监听，一个拿电话，另外一部机子他要拿着电话盯，因为我们知道在援助的过程之中，你可能一句话讲不好对方就走了，所以另外一个监听，他会通过，他不将讲话，他通过他的耳朵去听，他会写条子告诉主谈，就说你这段讲了以后对方有什么情绪反映，他会建议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是这样，还有一个是观察员，也叫联络员，一般来讲是三个。
解说：张纯负责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目前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三千人，但要完成三人一组的工作方式，还面临重重困难。每天认真聆听不同人临死前的诉说，极少有志愿者能工作超过三个月。
所有想死的人，内心都有很多的故事，他这个故事往往是先和自己说，自己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苦难放的很大，那么一遍一遍说，说到最后当他要走了，他把自己用生命写就的这段故事要讲给你听的时候，按照我们自杀救援的规定，每隔最迟14秒钟我必须回应一次，嗯嗯，还有呢，我理解，你总要回应一次，就这14秒之内我想回应他一下，我哽咽着，我的眼泪就直往下流，我哽咽着，我想嗯一声，根本就嗯不起来，所以没有人能干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基本上，一开始是信心满满地来，到最后很受伤地走，这也是我社工模式的一个，没有办法解决一个瓶颈。
现场资料：
这是两父女之间的沟通的一种方法，千言万语都别说，知道吧？因为她很孤单
解说：目前，在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像张纯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做志愿者的，也只有四个人，相对长期工作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大多是心理学老师、学生。
记者：志愿者你们怎么招募呢，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一名志愿者？
张纯：一个条件是有社工或者有心理学的背景，这个一定要有的，否则的话，遇到问题他自己走不出来。
记者：那像你们的志愿者大多都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背景？
张纯：年龄基本上是年轻为主，大学里面的社工系的，或者是心理系的研究生或者是本科生居多，我们在册3000多个人，但是正常在这儿值班的人不多。
记者：你也提到过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张纯：坚持不下来，对的，因为每天电话量太大。
记者：有志愿者因此情绪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甚至自己也曾经想走到过绝路上吗？
张纯：确实遇到过，那是一次江西的一次救助案，连续打了四个多小时，就是从12点多钟开始打起，一对年轻的恋人爬在19楼上要往下跳，但是后来还没救下来，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孩子家长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就发现了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们，然后电话打过来问，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单位，孩子跟你说什么他要死，因为在此之前孩子不想死，为什么给你打了电话他就死了，你和他说什么了，前面由于孩子诉说过程中，对我们志愿者接电话的人是一种伤害，在后面家长的诟病和不理解，以及他的愤怒的情绪，又对我们志愿者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那个孩子，当时实际上就情绪控制不住。在几年前是曾经有过一个，就广州市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主任，最后也是自杀死的，大家都会不理解，说你是从事自杀的你为什么也会死呢，我干了十年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死。
解说：由于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或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的法律保障和相关规范，张纯深感他们去从事自杀救援遇到的种种无奈。张纯和他的团队每次遇到紧急情况，来电话的人即将自杀时，他们首先努力找到对方尽可能多的信息，并报警，或者向他们的单位、亲朋好友求助。但有时他们的行为并不被理解。富士康一名员工在自杀前也曾拨通了张纯他们的电话。
张纯：富士康连跳之前，前一年5月23号，就富士康有一个孩子，他住在宿舍里面，他宿舍都是五层楼，上面是晒衣服的顶层，他在五楼的上面，他要自杀，后事都交代完毕了，现在到了五楼要跳而没跳，我们接下来就打电话给富士康，富士康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最关心的，说这个人是谁，你告诉我他电话号码，我说你必须告诉我，按照你们公司的程序，这个人将，你将如何解决这件事，他说这个人我必须让他走，因为如果不让他走，可能会对公司造成更大的危害，但是回过头来去想，你这个人如果让他走，你会加速他的死亡。
解说：非工作时间，救援热线电话就会转接到张纯手机上。他说，由于多次合作，南京当地警方已经非常信任并理解他们，但外地的110有时却把他们的报警电话置若罔闻，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提供自杀者准确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信息。
张纯：一个大三的孩子是一个纪律部队一个学校，他自己抑郁症患者，在学校里面做咨询，并且在吃药，他要走了，接下来我们打了电话以后，第二天，发了《危机干预建议书》，最后这个孩子是被劝退了，这个孩子电话里面就嚎啕大哭啊，老师，你们不是保密吗，我就是死了，说学校会赔我们家点钱啊，他现在就是把我爸爸妈妈都喊来了，让我走了，说老师，这难道就是你干预的最终结果吗，还有更多的电话打出去，到处推，我们曾经打过16个电话，为了这一个，还是一个宿舍管理员最后爬上去去劝他，就是这样。
解说：张纯说，目前他们从事的心理救援经费都来自于妻子的收入，一年的投入高达十五万元人民币。而中国，这样的NGO组织没有持续的资金支持，很难坚持下来。
记者：如果从您的角度来评判的话，现在中国内地对于自杀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足够吗？
张纯：远远不够，就在我接受你采访的今天，还有一个孩子，就是说审计学院的孩子，噗通一下，跳下来了，到早上才被发现。那么春天本身就是一个自杀高发的季节，学生又是高发的人群之一，你会想想，每年都会发生，有关部门在楼上采取措施了吗，把楼顶的平台封闭了吗，我们是不是做一些心理学的宣教，告诉大家要珍惜生命、远离自杀了吗，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一部分高危人群进行筛查，重点关注了吗，其实的话都没有，所以子墨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说是不是跟国外比起来，国内，我认为远远不够，我们要做的事情实际有很多，这就需要我们来奔走呼号，来呼吁有关部门要重视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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