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社工：“夹缝”中扮演“第三方”

卢慧

对社区服务的热情写满心愿墙
　　剖析建设街社区自治试点（下）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通讯员 汪浩 生继锋
　　社区自治试点的报道刊载了两天，收获了肯定，也收到了疑问：为什么选择剖析建设街？
　　连续数日的采访，这个问题的答案渐渐浮现。
　　国家民政部的一句评语比较能说明问题：建设街社区自治集合了基层事务管理的许多特点。
　　一是转变，居委会变“刚性”服务为“柔性”服务；二是依托，依托区民政局、街道、社工组织“三方合力”，一起构建服务体系；三是运用，运用“四种方式”，创新服务模式。四是培育，培育社区领袖、社区组织、社区义工，还有社区帮扶和矛盾化解机制。
　　而这当中，阳光社工起了“第三方”角色的作用。
　　社区管理：居委缺位社工承载：一方作用
　　起点
　　翻阅党的十七大文件，第六部分的第一句话这样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可见，基层群众的自治何等重要。
　　越秀区民政局有关人士介绍说，在我国，自治类型有两种，一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有一种是基层群众自治。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是村民自治，在城市是居民自治。
　　建设新村里的原住民是广州最早的建筑工人。大量的建筑工人，造就了建设街的社区性格：热爱家园，富有激情；性情纯朴，易于团结；相互熟悉，情谊难变。———这使得建设街实行社区自治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随着时间变迁，经济发展，城市拆迁和改造，建设新村呈现出公共配套设施不足，楼宇设备老化的问题。由于超过20年楼龄的住宅较多，停水、漏雨、堵塞的事情，时有发生。问题一旦出现，全靠街道解决，几乎不可能。———这让建设街实行社区自治有了现实原因。
　　有了这样的考察，建设街进入了越秀区第一批社区自治试点名单。
　　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生存现状是：“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这个描述非常形象。
　　居委会几乎就是街道办的一条腿，上面让干啥就干啥，工作很少有主动权，更谈不上为居民服务。据了解，居委会干部约8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忙于各种检查和政府交办的任务，社区管理的具体责任，几乎无暇履行。
　　这样一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出现了。其实，居委会也有难处：有些事根本管不来；可另一方面，群众也有意见：埋怨政府“无作为”。
　　磨合多年，其间的痛苦，让双方都意识到，社区居民的许多问题，交给任何一方大包大揽都是不可能的，与其这样，不如理顺政府基层管理和居民自治的边界，政府管该管的，把能让群众自己解决的问题，交给群众去解决。真正实现“家园我建设，建设我家园”。
　　2009年2月，在越秀区民政局的推动和指导下，建设街引入了社会服务，阳光社会工作站正式成立，从此，社工站承载了社区自治试点服务的第三方作用。
　　社工调查：手段新鲜街坊大事：搞定十件
　　亮点
　　阳光社工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同，家访、焦点小组、街头漫步、深度访谈等手段，让社区居民感觉：很新鲜。
　　社工们的调研很理性，并将建设街居民的服务需求分成了三块：公共需求、群体需求及家庭需求。
　　比如街区公益性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就归属公共需求。这其中包括：可提供给居民从事业余文化娱乐活动的场地不多；老住宅区物业管理普遍缺失等项目。
　　负责人段鹏飞解释说：“群体需求指的是基于年龄的分化而形成的某类特定的人群，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及诉求。比如，老年人对身体健康指数要求相对较高，参与社区文体活动的兴趣也会高，还有着较强的交友和展示自己爱好特长的需要。”
　　至于家庭需求，段鹏飞说，经过调研，社工们发现：建设街总计有14881户家庭，其中低保家庭254户，残疾人家庭54户；单亲家庭102户，低收入边缘家庭203户。这些特殊家庭共计559户，约占总数的4%。这些家庭都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和需要，其中低保和低收入家庭面临着更多的生活和经济压力，他们的孩子大多有着自卑、自闭等问题。
　　摸清了需求，再想办法。
　　段鹏飞和团队拟的工作方案也有意思：有的以小组工作进行，有的以个案工作进行，还有的以培训方式完成。
　　比如社区探访工作，阳光社工们就拟出了重点人群名单和探访要求。据了解，一年下来，他们的探访次数达到2000人次， 重点是有困难有需要的家庭家访和探视，主要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并协助解决问题。 各分队队长 平均每周1次家访，每次家访人数不少于40次。
　　你们这样进入百姓家庭，受欢迎吗？记者好奇地问。
　　“无论什么活动或者组织，想要介入百姓生活，都不是易事。”段鹏飞说：“目前社工还属于新型职业，对于它的性质，许多居民不甚了解。但探访工作，拉近了我们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记者计算了一下，阳光社工在三年里，共为建设街的百姓解决了十大难题，而且件件事都不小。它们分别是———
　　二马路东四街停车问题、大马路围闭门工程、黄华塘中约外街居民楼停水问题、二马路居民楼停水问题、旧北园社区红胜大院业委会选举问题、中马路星光和榕树头文化活动广场活动场地之争问题、环市中路327号之二下水管道维修问题、横马路五号之二防盗门扰邻问题、旧北园工疗站残疾人融入社区问题、麓湖路社区儿童照顾问题。
　　社区义工：收入偏低社工活动：经费短缺
　　难点
　　两年前，阳光社工因政府购买服务进入了社区，两年后，阳光社工因诚恳有信赢得了居民的心。
　　然而，有个难题却一直困扰着社工团队。
　　“目前一个社工的工资才3000多元，义工更是没有收入。”段鹏飞袒露了自己对于该社区工作的一些担忧，“社工的待遇偏低，干的又都是苦活累活，我害怕有一天，社工反而会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经费短缺，是制约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一些社工反映，社区开展服务没有经费保障，经常是能想到办不到。许多社工经常很苦恼，想为群众办点好事、做点实事，但没有经费难以实现。除去保险就只有2000来元，除去生活费、交通费也就差不多了，与所干的工作量不成正例，一些人的积极性受了影响。
　　“很多时候，社工站组织活动只得到了政府单方面的支持，存在着政府购买的单一市场形势，却难拿到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体的赞助。尤其是一些较小的社工站，更是掐钱过日子，想为民办事力不从心。”段鹏飞急切地表示：“希望社会能对社区自治、社区站有更多的关注，能给予更多的支持。”
　　如此低廉的收入，让社工的流失率也较高。一个社工告诉记者：有时，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出现什么状况，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意外。他们是争吵双方的“出气筒”，他们是责任双方的“替罪羊”，他们都有过与乱摆乱卖的小贩玩“猫鼠游戏”的经历，也都有赔着笑脸却苦咽闭门羹、听着无理投诉而强作欢颜的苦涩。这些让记者更加相信：一个社区能在并不优美的环境里继续努力工作，这一定与热爱有关。
　　在建设街，社区自治实施了两年，目前只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对社工们的付出，段鹏飞诚恳地说：“社区的工作人员比较年轻，社会经验相对不足，在处理一些复杂的社区问题上，能力相对欠缺。这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改善的方面。”
　　在采访最后，段鹏飞提出了一个愿望：希望有科学、完善的评估体系对社工工作进行评估，这样不仅能提升社工们的工作力度和信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社区自治。
　　记者手记
　　三方良好配合有利实现“我做主”
　　1949年12月1日，杭州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在“自己当主人、自己来办事”的口号倡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的基础。
　　62年后，我们用“一周关注”报道了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社区自治试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要想顺利实现社区自治，需要三个方面的良好配合：一是街道大力支持；二是社工组织定位准确；三是居民参与积极性高。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社区自治会从这一个点，走向更广大的面。到那一天，在国家法制制度的支持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社区自治将得到完善和保障，社区居民们真正地能实现“我的家，我做主”。 刘云、汪浩、生继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