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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香港区旗与国旗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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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9 10: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周兆呈 城外城 香港人质在菲律宾遭枪杀事件,在港人因此而凝聚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通过一个个细节,提醒未来香港与中央政府彼此的互动方式,以及其中所显示出的政治责任和面对民众方式的巨大差异。 今天是菲律宾人质事件8名香港死难者的“头七”,在香港立法会所有政党联合决定的号召下,估计数以万计的港人会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表达对逝者的追悼以及对事件处理的不满。   从政府应急的公关策略来看,香港特首曾荫权此次的表现甚为积极,迅速通过记者会发布信息,借助媒体的传播手段与香港市民沟通,并介绍自己与菲律宾方面一直在联系,但无法联络上菲律宾总统等。   这是香港式的政治沟通方法,特首需要面对公众。虽然权力的来源不是直选产生,但是香港立法会的监督制度、舆论的批评力度以及民间思想的自由程度,决定了民意走向将直接对领导人的地位产生决定性影响,谁都不敢在这些方面失分,或是因为反应愚钝、应对失当而导致炮轰。   九七回归以来,香港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事件,因此并没有经验形成相关的既定处理机制。中央政府同样如此,基于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既非具备军事与外交权的独立政治体,却是可以出席APEC峰会、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在遇到涉及香港的外交重大突发事件时,双方都没有一个有效的互动预案可以遵循,既可以切合香港社情,又兼顾中央外交政策。   人质事件发生后,曾荫权一直尝试联络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而不果,碰了个软钉子。在APEC峰会中,香港特首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经济体参与,并享受类似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与其他经济体/国家的领袖平起平坐、握手寒暄。酬庸式的接待事先都可以安排好,但在真正需要外交角力的过程中,因为香港自身没有外交权,到了涉及香港自身利益的突发事件时,香港与中央在外交治权上的分工,让香港政府面临双重制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外交主导令其难有作为,中央必须考虑外交全局以及中菲关系,措辞谨慎而且处理模式未必公开,最重要的,采取的可能不是港人所习惯或能接受的方式;而另一方面,香港民间舆论的强烈反弹和民气令其必须有所为。港府直接面对港人压力,如果不采取迅速而公开的方式,包括外交努力,让港人感受到政府与自己同声同气,那如何能够交代?   在“一国”的框架下,除中央政府施压之外,没有外交权的香港,就只能采取其他非政治的方式表达看法,施加压力,比如一直维持对菲律宾的旅游黑色警示。这就是香港作为经济体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体现了“两制”的特色。   但是,这种“一国两制”落实在情感层面,还是会有因制度的刻板而造成的情感波澜。8月24日,香港政府为哀悼8名遇难者,降区旗致哀,一旁的国旗则照旧。有可能香港下意识地自己宣布降旗,还没来得及考虑国旗的问题,也有可能在等待中央批准的过程中,决策的反馈有所迟缓。原本单纯的表达哀伤的仪式,却在不经意之间也通过旗帜的差异展现了香港与中央的吊诡关系。降国旗必须依照中国《国旗法》规定,除特定人物去世外,重大伤亡事件降国旗须由国务院决定。香港无权降国旗,区旗则可以自主决定。
3 F! y- J9 J0 v3 C权利的分配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升一降的反差,却突兀而醒目地提醒人们去注意香港与内地的不一致,产生不和谐的联想。内地的重大灾害,香港人感同身受,既降国旗,也降区旗;而港人的痛,却只有自己承担?国旗屹然不动?代表国家的象征以什么向港人表示哀痛?
! k6 p- U/ X* ~3 d. R  别扭的画面很快得到了弥补。8月26日,香港再次举行悼念仪式,则获得中国国务院通知,当日所有特区政府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国旗下半旗致哀,实现了国旗区旗在香港的协调,画面也不再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国旗区旗的步调从差异到一致,反映的是在深层制度层面,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还有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1989年之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分别受到九七回归、2003年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定(CEPA)以及其后的七一大游行等数次重大事件的冲击,不断确立自己的香港身份,以及与内地相处的模式。这仍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回归后这13年间,双方互视、互相认同的眼光仍在不断的调适之中。即便有了《基本法》,里面还会涉及到一些具体内容是否需要通过释宪才能解决争议。这些其实都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涉及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地位、香港人自己争取的程度、特区政府的理念和目标,以及外部局势和环境的状态等等因素。   很多时候,更需要一些特定甚至突发的事件来检视双方互动,是否能够有效地运作,又是否能够符合双方的民意和需要,是否对双方的关系造成新的影响,又如何影响彼此的政治生态。确立这方面的模式与机制后,才能够提醒双方,应该采取怎么样的途径,来修缮、调整双方的相处方式。   香港人质在菲律宾遭枪杀事件,在港人因此而凝聚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通过一个个细节,提醒未来香港与中央政府彼此的互动方式,以及其中所显示出的政治责任和面对民众方式的巨大差异。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兼《新汇点》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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