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社评：中国产业“内迁”意义非凡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不会对中国令人惊叹的20年经济增长感到意外。他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论述了一支“产业后备军”是怎样压低工资、提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他会指出，在这个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其实更像逐利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失业但具备受雇条件的人口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不过，在富士康(Foxconn)和本田(Honda)在华工厂出现的抗议和加薪要求表明，这种分析正很快变得过时。有一段时期，来自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似乎取之不尽。但是比多数人预期的更快的是，两方面的局限已经浮现。一是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重镇工人们的期望上升了。二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对中国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乃至农民工本身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按照中国以地域为限的陈旧法律体系，这些农民工几乎享受不到任何保护。
因此，人们再也不能无止境地指望从中国内陆输出的农民工，来扩大沿海地区的制造产能。企业已承担了后果。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昨日报道的，富士康正准备把部分苹果(Apple)装置的生产，转移至内陆河南省（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一家未来工厂。富士康为苹果生产iPod媒体播放器、iPad平板电脑和iPhone手机。
该公司也许没有什么选择。它给予部分工人的薪资翻倍，几乎不会影响产品售价（劳动力仅占总成本的3%），但可能会严重损害利润率。鉴于中国一些省份的工资水平比深圳低三分之一以上，难怪有更多制造商寻求在冷僻的地点建厂。这样的制造商越多，就越容易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满足客户提高产量的需要。这种需要曾让某些在产品上贴牌的公司抵制迁厂。
随着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亚洲令人敬畏的经济发展故事正掀开新的篇章。从日本开始，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了同样的致富道路：首先踏上工业化阶梯的最低一级，从事最枯燥、劳动力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活动，然后提高技能，增加资本，逐渐向价值链上方攀登，让更贫穷的国家承担你不屑再染指的生产活动。“亚洲小虎”就是这样仿效日本的，以后几代——包括中国——也是这样追随的。目前的生产转移，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而削弱其重大意义。
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现象。现在，我们也许就要看到第二幕。
译者/和风
2010-06-30 13:55:42johnnyyu 来自香港http://static.ftchinese.com/img/hot_1.gif更加意义非凡的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转型不是政府主导，而是工人主导。
老邓曾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邓认为中国改革、发展要分两步走，即先效率后公平。邓这一思想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来解释社会主义，一方面是重大突破，一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其结果是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严重的不公平。
胡上台后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说明他认识到发展结构两元化的问题，力图通过转型实现邓小平的第二步目标。显然，胡在大局和发展路径上的认识较老江高明，也给了国民较高的期待。
但是，老胡执政整整8年，转型始终停留在理论上，他不但没有掌控局势，掌控发展，相反却处处被动，按下葫芦浮起瓢。为什么？
其一，不知道转型的楔入点在哪里。其实，转型的楔入点就是提高薪酬。中国所有发展与社会问题都归结在这一点上：促进消费，降低贸易不平衡，释放升值压力；释放土地资源，提高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企业、产业升级与整合，提高知识价格，促进产品升级；促进城市化发展，促进西部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
其二，求稳怕乱。发达国家提高薪酬，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过程，都是以剧烈的经济、社会危机甚至战争为代价的。提高薪酬的过程会带来整个价格体系的变化，企业倒闭，繁荣停滞，对立加剧是可预料的，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以西方民主政体有发泄管道尚且混乱如此，中国的威权体制能够控制这个过程吗？
其三，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提高薪酬的本质是打破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利益结构，直接受损的是“贵”而非“权”，然后才是“权”的介入。“贵”集团及其知识分子握有很强的话语权，这就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好了，在政府迟疑踌躇之中，工人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闸口一开，不管前面横着什么，这水都是非流不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改革发展的转型真正开始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也真正开始了。民主的根基不是什么代议制、宪政、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弱势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联合与斗争，他们的目标越实际，民主的根基才越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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