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公益孵化园——落空的公益孵化器
2012年10月，深秋的成都褪去了几个月前的灼热。几经挣扎，来自台湾的徐启智，痛下了离开的决定。
几个月前，就在这个地方，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公益组织服务园区，从一楼空地到楼上的花园平台，站满了从全国赶来参加开园仪式的人群。台湾中央大学江明修教授发出感慨，成都将要成为中国公益的中心。
当时，服务园副总干事的徐启智，同样是干劲十足。在这里，他要孵化一个公益之都。
“从你们搜集的信息来看，我在成都的尝试，大家认为做得怎么样？”半年多以后再次接受采访，徐启智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自信。
“整地造林”的成都
2011年10月，成都市委35号文件《关于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施方案》出台。文件明确提出，要成立市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六年前，上海浦东产生了第一家公益孵化器NPI，为初创期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小额补贴等等服务。以上需求是公益组织初期最亟须的资源。
后来，NPI分别在成都、深圳、东莞、南京，设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器。伴随着NPI在全国各地的扩张，公益孵化器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效仿。
到2012年，广州、杭州、顺德、佛山、宁夏等地，孵化器也迅速涌现。在上海，更是出现十多家以公益孵化为业务的机构，公益孵化在全国范围内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成都，当然也不能落伍。
在这份35号文件中，成都市委要求：2012年1月底前，市社会办、团市委、市民政局等机构，要一起协力建成社会组织孵化园；在初期，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服务园为重点筹建对象。
这时，一个年轻人进入成都市政府的视线。来自台湾的青年徐启智，在中国台湾和大陆拥有多年的NGO从业经验，也曾在恩派工作。
成都政府认为，徐启智既了解大陆的情况，也可以带来台湾的经验，决定请他来“操盘”成都公益服务园；同一批被请进来的还有毛帅、马婧炜等，几名徐启智在恩派的老同事。
在这项工作上，成都市政府体现的决心和诚意，让徐启智干劲十足。在借鉴台湾经验的同时，他决心探索一条不一样的本土公益道路。徐启智请来他在台湾苗栗社区大学的老师、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院长江明修，在和江明修的交流过程中，一个“大孵化”的概念也因此产生。
他们的共识是，重点不单是圈在某个园区，而是要营造一种社会创新的城市环境，正如苗栗社区大学一样，孵化器是构造一种生态，不仅是建立孵化社会组织的小孵化器；是要建具有成都特色文化，以及公益土壤丰厚的大孵化器。
“我们要做的是”整地造林“，让成都整个公益环境好起来。”2012年6月30日下午，“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开园”分论坛上，徐启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有着诗人情怀的江明修，对成都也有着同样的美好怀想。他认为，成都具备打造成公益之都的天时地利；成都的特质，能够在整个成都营造一个好的公益环境，更可能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公益窗口。
当然，服务园真正的主导者，依然是政府部门调来的官员。有五个实际的管理者来自社会办，另外一个来自青少年发展空间。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成都市社会办并未归到政法委的下面，而是作为宣传部的下级单位，可以更多地关注社会建设。此举，也曾深受业内人士的称道。
时任成都市社会办副主任、文明办副主任蒋蔚炜，自称为成服务园区的“幕后黑手”，他对自己“黑手”的身份津津乐道：“黑白两色才能成就大熊猫的美丽，成都的发展过程中又怎能少了社会组织的颜色？”
紧接着，由他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成都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是服务园区筹备队伍中最顶层的一个部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和他所在的领导小组促成了三件事情：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共同推进服务园区的成立；由政府注资3亿元成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用以聚合社会的人才、智力和资金，调动企业的活力，通过购买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项目，为社会组织提供支持；构建云公益平台，打造一个网络版的孵化园区。
在这个政府官员占大多数的管理团队中，徐启智预料到他将面对的困难和风险。
此时，成都正面临政府换届，换届之后政府风向是否会变，难以评估。在一系列问题上，服务园也需要与政府磨合。有时候，他差点忍不住要拍桌子。
“毕竟是西部的城市，有时候，沟通会变成我给官员上课，有些人还不一定听得懂；还有些领导强加意志，时常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指导性意见’，让我们比较头痛。服务园在我掌舵期间，我最多只能妥协，不会被控制，在根本原则上不会让步。我跟他们说，不行我就走。”
领导班子的变动
早在2012年6月29日开园当天，喜庆的背后藏着一双双犹豫的眼睛。成都一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的机构这一次未入驻园区，一方面是有了自己的办公场地，另一方面，园区目前提供的服务他们不太需要。
服务自然是需要的。
地震以后，整个四川省的NGO组织出现大的增长，但是，与国内许多地方一样，成都NGO也面临人员流失、资金来源缺乏等难题，不少机构因缺少资金，一度面临“休克”。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创始人之一高圭滋介绍，2010年低潮时，灾区只有50多个机构还有项目经费支持。
关键是提供怎样的服务。
当天论坛上，清华大学的邓国胜直率发言：“成都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能只是在物理的形态上山寨一个恩派模式，盖一座楼、弄一些办公设备、圈进去几家组织敷衍了事！”
资深的NGO人邢陌则持以相反的态度。“建设过快又如何？孵化器的规模过大又如何？这些组织已经产生了，这是政府和社会都不能掌控的；所以，服务园区才想办法给他们一定的服务，我支持这种‘大跃进’”。
当然，更多业内人士依然是报以积极的态度。但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运行和困境。
很快，刚刚建起的服务园就发生变故。因为上层领导的变动，社会办重新归回到政法委，四个社会办的工作人员被调去筹办一个财富论坛，而和徐启智一起外聘进来的几个管理者，也相继离开。
马婧炜负责的是服务园区一块重要业务——社区服务。她是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硕士专业，女孩一直活跃在多个公益项目的最前线，正因为这个优势，服务园赋予她的角色，是社区和公益组织之间的一个“媒婆”。
“我的工作是在政府和公益组织之间建立一个桥梁，在了解社区的需求以后，把合适的组织或项目推荐给他们。”但从后来入驻机构的反馈来看，这部分的工作开展得并不理想。因为各方面沟通的困难，马婧炜在努力了一段时间后选择了休假。
“成都政府也还在探索中，每走一步都很小心，又很犹豫。”如今，不太适应的毛帅成为这里唯一留下的外聘人员。
据成都的业内人士称，领导班子的变动使剩下的人不知所从，而成都的一位NGO同行指出，自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似乎再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惨淡的公益孵化园
要不是一家公益机构在服务园附近的小区做活动，一位一直想要做志愿者的业主，根本不会知道，这五层高的大楼竟是一个公益组织服务园；大楼的三层，还有十多家供她选择志愿服务的公益组织。
尽管只是从楼上楼下的距离，在这里入孵的社会组织，却觉得自己和社区已经很远很远。
2012年9月份，十多家入驻机构和服务园区的运营方，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判。按照之前的承诺，入驻孵化机构的组织，每个月可以得到5000元的小额津贴，用于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开销；然而，从7月份进到这里，不过才过去两个月的时间，运营方就单方面修改规定，要求5000元的小额津贴中，只能有不超过40%的费用作为行政，其他额度只能用来做项目，此举引起了孵化机构的不满。为此，几家机构联合起来进行了协商，依然未能使运营方继续之前的承诺，几经周旋，行政经费又从40%调整到50%.
“看服务园开园以前周密筹备和开园时的大张旗鼓，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不兑现承诺。”园区内一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是说。而实际上，没有兑现的承诺，不仅仅只有5000元行政经费这一条。在入园以前，运营方还承诺，帮助园区内的公益组织进行资源的对接。但入驻以后的半年时间内，只做过一次社区需求的对接，跟企业的对接更是没有。就连周边的社区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公益服务园。
“类似的空炮还有5万元落地项目的资助，原本说好入驻当年的年底，会给机构发放最高5万、最低不少于2.5万的项目资助款；但现在已经到了2013年，当初承诺的钱依然没有到位。”
没有资金和资源的对接，剩下的就只有能力建设和培训，但园区并没有提供系统的能力建设课程，只是随便找了些人拼拼凑凑地做些培训，有的甚至算不上培训，顶多只能算是分享。
“唯一的收获是得到了一个民办非企业的身份，现在最早的一批筹备者和工作人员也都走了，我们无论是留下来或者是离开，意义都不大了。现在剩下的盼头就是这每月5000块钱的补贴。”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选择离开，进了孵化器就等着给钱、给工位，这已经成为很多入壳组织的一种习惯，业内人士也因此而担忧，孵化器会滋生出一批“温室里的花朵”。
就这样，由政府主导、一个原本有着良好开端的好梦，最终归于流产。而当初政府给出的那些承诺，也就这样一个个落空。
症结何在？
在中国发展六年的公益孵化器，如今开始面临自身发展的困境。
“就目前而言，调整前路远比彼此埋怨重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整个公益孵化行业缺乏更科学的行业标准、缺乏评估标准和退出机制；参与孵化器建设的各方，还没有站对位子。”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饶锦兴说。
实际上，谁来做孵化成为当前众多孵化机构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南京，以执行项目起家的一家著名基金会，在做孵化机构的时候，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主要的问题是角色的**，一方面他们吸纳资源用来支持我们，一方面又自己做项目，在一些政府采购的项目上，本应该成为我们支持方的孵化器运营者，又成为了我们的竞争对手；而另一方面，他们能在能力上帮助我们吗？干得好是不是就能教得好？”当地的一位NGO负责人，对这种既当裁判又当教练的情况十分不满。
“为什么领导检查工作我们就得去夹道欢迎？”浙江一家公益孵化组织的负责人，常常被这样的抱怨问得无言以对。四川小张所在的公益组织，是一家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机构，也有幸被孵化器接收，但自身的事务已经很繁忙，却经常被政府的人叫去社区清理楼道里的小广告。“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跑腿的’”，她说。
“官僚习气在众多的非营利组织孵化器内部蔓延，以至于很多草根组织将孵化器当成‘二政府’。很多在孵化器里工作的从业者也常常因此感到苦恼——每天有大量的时间被毫无意义的文山会海淹没，真正和入驻机构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对公益组织而言，孵化机构的凝聚力不够，大家都认为这些人和政府是‘一伙的’。”一名曾从孵化器出来的资深人士如此总结道。
谈起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的问题，徐启智认为，中国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依然掌握在“存量”也就是政府的手中，并寄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成立之初，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几经努力，并没有建立起他想要的那种对等的伙伴关系，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
半年以前，他在恩派的一位老同事就曾有过类似的探索——由一家企业出资成立了孵化中心，但因为这家企业主“观念落后、不懂公益”，合作只持续了一个月双方就分道扬镳。在政府强势介入公益孵化的形势下，这是众多孵化机构共同面临的困局。
实际上，不管资源来自哪里，保持孵化器本身的独立性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多样化的、相对平衡的收入来源。作为公益孵化的首创者，NPI已经开始探索新环境下的新型公益孵化器，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说，这一次的探索既是创新，也是回归。
如今，离开的徐启智，正在筹办一个有企业参与的新的孵化器。说起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的这次经历，他沉思再三，只说了四个字——政治风险。
良久，他又补充说：“尽管不理想，但我觉得有价值，因为我们是在试错。”
唔，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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