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研究

清流资讯 · 发表于 2014-7-17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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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内容提要】
   多元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模式具有多重涵义，有基于文化和制度的，有基于理论的，有基于社会工作方法的，还有基于地区和实务的社会工作模式。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实务经验，在理论视角下建立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并讨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基本涵义，以人的需要为本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核心。界定服务对象的需要类型和需要内容，评估他们的需要是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基础，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是制定社会工作实务方案的目标。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嵌入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嵌入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中，嵌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中。
【关键词】
   需要/需要为本/社会工作模式/社会福利/社会政策
   社会工作是重视实务发展的领域，同时也是十分重视本土经验的专业。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内地社会工作实务受到香港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影响极大，需要经验积累、理论支持和制度建设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设在早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内地社会工作队伍有了一定规模，政府积极支持社会工作发展后，发展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基于多元视角的社会工作模式
   社会工作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有多重涵义。在提出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之前，回溯已有的社会工作模式研究和社会工作模式实践，有助于清楚界定社会工作模式这个重要而基本的概念的涵义，为讨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提供思路，打下基础。
   其一，基于某种文化、制度的社会工作模式。如有的学者提出基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这种模式运用儒家理论、道德观与技术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支持理论、价值观及技术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高级通用的社会工作模式。这种模式根据儒学“易道”原理及伦理道德作为改变人的行为及其所在环境的准则，应用儒家变易、简易、不易的道理，为个人、家庭、团体、社区及社会的规划与变革提供指导，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开发人类潜能，使人类社会逐渐达到小康以及大同境界。[1]
   其二，多元理论支持社会工作模式。这些理论包括社会工作理论和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如人本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存在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女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等等。陈和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阐释了罗尔斯及其追随者的人本治疗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分析了人本主义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的影响，探讨了人本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方法论视角及政策性对策。[2]在理论支持下，社会工作者将其发展成为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如党春艳以人本主义取向的理论反思当前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工作，探索人本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在救助流浪儿童中的运用，形成以“积极的人性观”作为救助流浪儿童实现其“助人自助”的出发点，以“流浪儿童为中心”的助人关系为主轴，以“促进流浪儿童自我发展”为救助活动的最高价值，提高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效果。[3]
   其三，社会工作方法为引导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是最常用的三大社会工作方法。比较常用的个案社会工作模式主要有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治疗模式、行为主义治疗模式、人本主义治疗模式、现实治疗模式、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格式塔治疗模式、危机干预模式等等。小组社会工作尽管发展比较晚，但是关于小组社会工作的探索和运用发展很快，比较常用的模式有社会目标模式、治疗模式、互动模式、过程模式、行为主义模式、任务中心模式，以及自助小组模式和成长小组模式等等。社区社会工作被认为是社会影响大、专业介入广泛的社会工作方法，社区社会工作的模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计划模式、社会行动模式。从中国本土社区发展出发，社区社会工作的模式主要区分为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等等模式。一些社会工作者在城中村改造中提出基于参与式发展的“城中村”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4]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建立的汶川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模式等等。社会工作者经常将三个社会工作方法整合，如一些社会工作者采用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出社工带动义工共同服务社会的理念，以社会工作者为志愿者服务的督导，进入社区，帮助社区建立儿童保护网络(CPU)，强调在服务中学习、学习中服务的服务学习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5]
   其四，地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和特殊人群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索。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沿着两条并行、交叉的路径向前发展。其中之一是行政主导专业为辅的社会工作者开展的社会工作，另外一支是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开展的社会工作。在他们的探索中，社会工作模式指一种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如家庭为本的青少年戒毒社会工作模式，强调使用个案和小组方法，以家庭为本，建立社会工作戒毒服务模式，记录吸毒青少年家庭成员认知、行为改变的历程，及在参加小组后的改变情形，建立影响改变的小组治疗性元素。通过建立家庭支持小组，对吸毒青少年的家庭成员提供较好的情绪支持，使小组成员对高危情境有明确的认知与应对。[6]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为背景形成了带有地区特点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如香港社会工作模式、台湾社会工作模式等等。内地也开始形成具有地区特点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如上海社会工作者提出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授权特征十分突出，因此，这是一种以授权为特征的上海社会工作模式。以授权为特征的社会工作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民间组织经营、行业自律与管理、注册社工提供专业化服务。[7]
   通过上述分析，对社会工作模式界定的多个视角包括文化制度、理论、方法、地区、人群和多重涵义进行了解读。但是，上述社会工作模式的实务和讨论都比较缺乏对服务对象需要的系统研究，缺少需要为本的视角，这是影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最大问题。本文选择以理论为社会工作模式分析视角，讨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涵义，探索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基于中国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模式已有的探索，从理论上来探讨并提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具有理论和实务的双重意义。

二、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
   满足服务对象需要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至高无上的原则。社会工作以人为目标对象。作为社会中的人，他们的需要是其存在的标志，也是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基础。需要为本就是以人为本，具体地说就是以服务对象的需要为社会工作模式的核心。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服务对象的需要没有满足的表现，社会问题的解决以服务对象的需要满足为标准。因为服务对象是在社会环境中的人，服务对象的需要产生于他们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服务对象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这个环境就是中国社会，他们的需要未能满足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是社会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建立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服务对象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切入点。
   建立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是对我国相当长时期实行的任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否定。任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中国传统的补缺型社会福利体制留下来的行政推动服务的方式，在中国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立前起到一定的作用。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以人为中心的，任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以政治任务为中心的；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服务对象需要主导的，任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行政主导的；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专业主导的，任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资源主导的。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倡导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提升了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服务中的地位，提高社会工作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扩大社会工作者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以需要为本来建立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
   建立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需要中国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识别服务对象的需要，不是照搬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工作模式，而是根据服务对象需要选择和设计服务方案。从宏观层面分析，我们的社会整体由个体的社会成员构成，在个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聚集成一种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成员具有的需要时，个体的需要就变成社会需要。从个体需要的不满足状态发展成为的社会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状态，成为了一种影响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由于这种社会问题的存在，使需要从个人的内在心理活动不断外化为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人意志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就形成了社会需要。由此需要具有客观性。社会成员的需要是通过他们的行动来表现和整合的。中国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行动以及表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依据，也是中国社会工作者进行社会工作实务的依据。社会成员社会行动的动态性使社会需要的含义丰富而深刻，也使社会需要满足的社会工作实务内容多样而具有弹性。因此，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来识别社会成员的社会需要，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出发点。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需要社会工作者对社会需要进行识别、细分、评估、建立服务方案，然后才能进行服务。
   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包含多个内容。这些内容直接与本土的文化、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期望相关，直接表现了人在环境中的社会工作原理。社会工作者需要面对案主，识别服务对象需要：确定某个特定需要或一组需要是服务对象的内在需要，这些需要如何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确定界定服务对象需要的方法，包括问卷法、访谈法、档案资料法、基线调查法等等；对服务对象的需要进行测量，了解他们的需要未能满足的状况；讨论服务对象的需要未能满足的问题，以及他们的需要如何与服务方案相结合；社会工作者如何去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这些都是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给社会工作者提出的最基本的任务。无论社会工作者采用三大社会工作方法中的哪一种，采用哪种社会工作或者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的上述内容都是通用的。
   中国社会环境中社会成员的需要具有独特性，这决定了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必须是本土的。抽象的需要具有普世性，但具体服务对象的需要内容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普世性使社会工作模式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而独特性使社会工作模式牢牢地植根于中国社会中。建立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需要认识需要类型和需要内容(need senumeration)的不同，它们是社会工作实务以及研究中互相分离又互相依赖的内容。社会工作者首先要把服务对象的需要内容列举出来，然后进行需要分类。需要分类反过来又为社会工作者认识服务对象的需要内容提供了工具。在以需要为本开展社会工作实务工作中，经常被使用的需要分类有：马斯洛从人类动机角度出发的需要五分法。[8]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需要满足的递进关系分为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福斯特则根据社会工作实务的特点，以社会角色关系的不同将需要分为社会福利供给者（社会工作者）的需要(need of provider)和社会工作者服务的案主的需要(need of client)。[9]社会工作实务中常用的需要类型还有步瑞德山的需要分类。步瑞德山指出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感觉性需要、表达性需要、规范性需要和比较性需要。[10]
   建立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要对需要分类进行研究。步瑞德山采用归纳的方式建立需要类型在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务中被广泛应用。步瑞德山指出规范性需要是由社会工作者、社会行政管理者、学者以及社会福利服务行业相关专业人员根据服务对象与环境的关系对需要的定义或者是对于需要内容的规定。而服务对象的感觉性需要比较容易在社会调查和各种反映社会问题的媒体、报告等等中被发现。感觉性需要直接反映了一个案主当前所需要的内容。表达性需要是服务对象把自身感觉到的需要用行动展现出来，感觉性需要可在行动中进一步发展。当一个社会群体的感觉性需要不能满足的问题得到社会的重视，得到社会工作者的重视，这个社会群体可能成为社会服务的接受者，那么他们的需要就是一种表达性需要了。表达性需要可以产生于一个社会群体，也可以产生于一个独立的个体即案主。比较性需要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某种社会工作内容被标准化，接受服务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某个社会特征，根据服务标准或者社会特征，可以通过比较在一个或多个社区、社会群体中找出潜在的具有这种需要未能满足问题的社会成员。社会成员个人的感觉性需要可能是他们在接受社会服务之前的一种反映，并不一定是个人真正有这样的需要。个人的社会情景也会影响到感觉性需要的表达。在感觉性需要测量的过程中，技术和环境都可能导致感觉性需要内容描述上的偏差。在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过程中，社会烙印、社会制约和心理制约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表达性需要的内容。社会工作者识别比较性需要要面对的困难是比较标准的订立。
   建立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还需强调社会工作者在识别社会问题过程中发现诊断性需要(diagnostic need)，以及那些需要被帮助的对象的规定性需要(prescriptive need)。诊断性需要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变迁和社会系统运行不良时所引发的需要不能满足问题，规定性需要是服务对象缺乏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和其他社会资源来满足需要的情景。在中国急剧变迁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规定性需要内容的确定容易受到政府的行政行为、管理者的父权主义意识、不同社会工作者，以及不同理论视角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影响；同时，规定性需要的标准会受到知识发展和社会价值变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者需要积极地认识社会变迁带来的变化，不断更新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内容。
      建立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需要评估。需要评估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对服务对象的认识基础之上，它是社会工作者采用适合本土特色社会工作模式的保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需要评估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社会指标方法。社会指标方法在20世纪后30年曾经是使用得比较广泛的方法。社会指标的设立和需要评估的结果有直接的关系。[11]第二种方法是社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用在需要的评估方面。社会调查方法可以识别出社区问题，分析发现社会成员的社会需要不满足的问题。这个方法在今天也被广泛使用。第三种方法是社区印象法。可以通过社区会议、名义小组，或者是一些可以提供重要信息的人来收集社区需要的信息。另外，建立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还可以从社会工作实务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评估服务对象需要，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基线测量方法、任务完成和需要满足测量方法、目标实现和需要满足程度测量方法、介入影响和需要满足测量方法等等。

三、嵌入本土社会的社会工作模式
      建立中国本土的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将社会工作模式嵌入本土的社会之中。
   其一，将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嵌入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社会制度体系中。中国的社会工作者通过社会工作去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社会成员有尊严地生活，达成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2]。这些目标内容和社会制度建设有关。“民主法治”是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的法律制度。“公平正义”是指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政府能够公正分配资源的政治制度。“诚信友爱”是人际关系融洽有信任，公众对社会组织及制度有信任的社会信任制度。“安定有序”是指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组织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指保护我们生活的环境，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环境保护制度。“充满活力”和“安定有序”一起是指社会具有发展的动力，各项社会服务事业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中国政府还提出要以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为中国社会发展着力点，这些可以理解为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本土的社会工作模式的目标和和谐社会目标是一致的，社会工作就是去实现和谐社会，因此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是嵌入在和谐社会目标和社会制度体系中的。
   其二，将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嵌入在中国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中。需要研究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方面的意义十分突出。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是补缺型制度，制度建立的基础是社会问题解决取向，社会福利制度目标定为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低度满足；重大社会问题解决；国家提供保障；满足经济发展主导等。目前，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正在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社会需要将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目标定位最基本的方式，即将社会福利制度目标定为社会成员多元需要满足；社会质量的提高；社会成员能力的发展；社会成员拥有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在社会福利制度提供社会成员需要满足的同时，社会成员也承担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建立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将满足社会成员多元需要，和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一致。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将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
      其三，将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建设与中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及社会福利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协调一致，模式建立和人才队伍建设是互相嵌入的关系。只有有了宏大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才能真正替代任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成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成员的需要不能满足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社会福利人才队伍的要求。这个宏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福利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教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社会福利行业各种专业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志愿者队伍的建设等等。专业人才是实现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
      其四，以社会成员的需要为本，建立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动力，它还可以推动社会政策的发展，社会政策的发展反过来也推动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因此，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和中国社会政策也是互相嵌入的。(1)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是社会政策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工作模式发展的动力。例如，社会救济政策规定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满足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残疾人群体接受医疗照顾的需要等等。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也需要考虑服务对象的生理发展过程和基本能力提高过程中产生的需要。(2)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人类的社会需要是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发展的重要动力。如地震灾害引发的社会需要推动了中国灾害救助政策以及灾害预警政策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灾害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3)基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权利所提出的新需要是社会政策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发展的新动力。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仅提供需要满足的物资、货币、服务，还提供人们需要满足的机会。我国建立发展型社会政策时注重社会机会的提供，例如保障贫困儿童上学的机会，保障妇女、残障人士就业的机会，保障社会流动的机会等等。同时，新社会需要也推动了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发展，一些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中已经将社会机会提供作为帮助案主的重要内容。
      在近百年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过程中，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工作模式，一些曾经非常重要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已经逐渐淡出，一些新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正在涌现。基于前人的经验，本文提出的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强调理论视角和实务视角结合，模式视角和具体问题分析结合，宏观层面和实务层面结合；强调以人为本建立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强调社会工作模式对社会的嵌入。只有这样，需要为本的社会工作模式才能有植根中国大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钟桂男.儒家社会工作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陈和.人本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及其本土化过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党春艳.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中一种有价值的工作模式——人本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6).
[4]陈俊傲，陈丹群.基于参与式发展的“城中村”改造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F村为例[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5]彭华民，陈学锋，高云霞.服务学习：青年志愿服务与大学教育整合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9,(4).
[6]沈黎.支持与应对：家庭为本的青少年戒毒社会工作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9,(3).
[7]陈为雷.以授权为特征的职业化——上海社会工作模式的经验与启示[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8]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Inc. 1970.
[9]Foster, P. Access to Welfare: An Introduction to Welfare Rationing.　Macmillan: London.　1983, pp. 24-28.
[10]Bradshaw, J. The Taxonomy of Social Need. New Society.　1972, V496, pp. 640-643.
[11]Stewart, F. Planning to Meet Basic Needs, london: Macmillan. 1985.
[1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Z].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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