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驻校社工：孤独中突围

怪咖刘怡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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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教育系统中一种特殊形态的专业服务，驻校社工适应了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的需要，对学校的教学起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有专家认为，驻校社工与医院社工等将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优先领域，也是将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战略重点，发展驻校社工是大势所趋。

    2007年9月，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行知新公民学校率先引入驻校社工制度。2008年以来，北京的三所新公民学校（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北马房校区、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在摩根大通公司的资助下，已经实现“一校一社工”。

小熊的故事

    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下称马各庄校区）8年级（初二）的小熊（化名），在驻校社工马利和王艳君的努力下“浪子回头”的故事，是驻校社工的存在能改变学生的命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马各庄校区的校长方原亲眼见证了小熊的转变。

    小熊在学校打架斗殴，在老师的多次教育后仍然没有丝毫改变，8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结束后，学校经过讨论，决定不再让小熊继续上学。失学后的小熊经常徘徊在校门口，并不想离开熟悉的校园。

    方原也很为难：让小熊继续上学会给学校的管理带来很大压力，但如果拒绝诚恳地想重新返校的小熊，这个学生的命运也确实让人担忧。左右为难的方原想到了学校的社工。“学校的教育手段都用尽了，我只能尝试让专业的社工来辅导他，看看能否取得成效了。”方原回忆当时同意小熊再回学校观察一个月，寻求驻校社工帮助时的无奈。

  

马利和王艳君开始了对小熊的辅导。在社工的鼓励下，小熊发挥了自己的篮球的特长，主动找到方原去沟通，在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学校的篮球小组。

“我们鼓励他去和校长直接沟通，将自己的想法对校长说出来，这是个改变对彼此印象的好机会。”马利回忆。

  

    “事实证明，学生的变化很大，小熊再也没犯过错误。”方原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

  

    2007年9月，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行知新公民学校率先引入驻校社工制度。2008年以来，北京的三所新公民学校（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北马房校区、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在摩根大通公司的资助下，已经实现“一校一社工”。（新公民学校至零九年一共有5名驻校社工：行知2名，北马房校区1名，马各庄校区2名）

  

    公民学校的驻校社工以“回应孩子们的全人成长，健康地社会化”需求为己任，开展了“青少年志愿精神培养与社区参与计划”、家庭亲子教育、初中生涯辅导课程等活动，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全人健康、群体成长及多元智能的发展，使农民工子女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社工进入打工子弟学校

  

    “驻校社工”的全称是学校社会工作，就是社工经常驻扎在学校里，一周最少有三四天呆在学校，为学校，尤其是青少年做一些专业性的辅导工作。主要是帮学生解决各种心理困惑和成长烦恼。

  

    “驻校社工”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随着中国NGO的蓬勃发展，在学校中引入驻校社工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潮流。我国内地的中小学校已经纷纷开始尝试引进社工，北京、上海、广州、四川等地区已经将专业社工引入学校。新公民学校引入的驻校社工制度，在北京的所有学校当中尚属首次。有专家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驻校社工”制度是本土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试验田，打工子弟学校驻校社工的实践为发展学校社会工作打开了一个缺口。

对于马各庄校区和驻扎在学校的社工而言，彼此的磨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试验。“我们一直在摸索更好的方法，让社工和学校的教育更好地配合，让学生实现更好地发展。”方原说。

  

    因为行知新公民学校有社工，方原校长对驻校社工有一定的了解：“社工对教学有辅助性的作用，我想对学校是好事儿，能够丰富学生的生活，把学校的教育和社区联系起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能沟通，这是很全面的。”方原非常欢迎社工的进入。学教育学的马利，在大四时曾驻扎在行知新公民学校，与北京驻校社工的第一人——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研究生毕业的姜慧雨一起工作了一年，有丰富的的驻校社工的经验。2008年9月，单枪匹马的马利进入马各庄校区，开始着手在学校开展社工的工作。

  

    马各庄学校的这间挂着“社工室”牌子的社工室就是马利一手创办起来的。

一切在实践中摸索

  

    有了方原校长的支持，不代表马各庄校区的老师对“驻校社工”支持。驻校社工必须要让老师认同驻校社工的理念。“有了校长的认同，推动工作并不难，但和让老师从心底里认同和配合我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马利认为，社会工作就是软性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如果老师能够主动的给予支持，工作会取得不同的效果。利用学校的教师大会和业余时间，马利向老师们介绍社工的理念手法，介绍在行知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并主动邀请老师和学生配合自己的工作。“只要参与过活动的老师对社工都是认可的。”

  

    马利和王艳君给初中部的学生上“生涯规划”课程。这个课程是“不一样的未来-初中生生涯规划项目”的第一个阶段，用课程的形式体现，需要这两个班的班主任给出课时。“有很多9年级的学生在毕业后就会流入劳动力市场，如果能在8年级的时候做职业生涯的准备，不会对社会一无所知。”现在正是学生期末复习的重要阶段，说服班主任拿出课时来也不是那么容易。“马利打的基础比较好，班主任比较能认同‘生涯规划’课对于初中部学生的重要性。”王艳君笑着说。王艳君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研究生刚毕业，9月份才到马各庄校区工作。

  

    方原并不认为社工的存在会影响学生的成绩：“驻校社工的存在对学生们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学生的态度和心理问题解决了，从长期来看，肯定能提高学生的成绩。”

  

    尽管方原和老师们对待社工的态度相对积极，对于马利和王艳君而言，在学校究竟哪些事情是社工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社工应该承担怎样的功能，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她们自己也正在实践中摸索答案。“这也就是‘驻校社工在学校中的角色’问题，这是相当经典的问题。”王艳君说，这个问题很久以来在社工界就非常经典。她曾经在香港做过驻校社工，这个问题对于香港的驻校社工而言也是个问题，“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毕竟香港有了几十年的社工实践。”

  

    香港从1971年开始推行学校社会工作，1977年学校社会工作正式确立。1982年全港中学获得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到2000年时，全港全部实行了“一校一社工”的制度。不一样的是，香港社会福利署会给驻校社工发一本“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跨专业合作指引”，对驻校社工的职责权限有相对明确的规定。

专业化还是非专业化

  

    小熊在经过马利和王艳君的辅导后，转变成为一个“好”学生。但是只有经过驻校社工的辅导，问题学生才能成为好学生吗？懂心理学和教育学，甚至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就不会达到这种效果吗？

王艳君笑了，“这是典型的‘社工非专业化’的观点。全球都有这种声音，只是这种声音在社工刚刚起步的中国大陆显得尤为明显。”

  

    社工是针对需求提供服务的专业，而对需求的回应可以是“个案”，“小组”也可以是“活动”。“通过活动将外部资源和服务对象需求相结合。”艳君说，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社工，除了一些普遍的特质，比如宽容，善于体察别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的方法。“比如说，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助人工作，会用到心理学里‘个案’、‘小组’等专业方法，但社工的视角会更为广阔，多元，会采用多样‘活动’来链接资源，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等方法。”

  

    在处理小熊的事情上，采用的就是“个案”的工作手法，在具体处理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社工专业的体现？马利说，在处理小熊的事情上，采用了“优势的视角”，去发现小熊的优势，而不是去盯着他的问题，“这是社工很重要的价值观”；另外的专业手法是“人在情景中”，将小熊放到其特定的家庭环境、朋友圈子中，去和小熊的父母聊天甚至和小熊的朋友去聊天，更详细和全面地把握小熊的背景。“老师一般是不会找小熊的朋友的，我会从外围的角度去看小熊”。

  

    马利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驻校社工本身的素质”，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生寻求驻校社工的帮助，驻校社工都会去接纳并尊重他。马利给记者讲了她所遇到的一个事情。有个新公民学校的学生小齐带着刚买的包子走进教室，他已经迟到了。讲台上的老师对于小齐的迟到很生气，随手把他手里的包子打到了地上。

  

    忐忑不安的小齐到了社工室后，马利对他没有丝毫的责备之意，而是首先问小齐吃饭了没有，并将桌上的月饼拿给小齐吃。仅仅这一个行为，温暖了小齐的心，也让小齐对驻校社工打开了心扉。“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社工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还给我月饼吃。”小齐说。

  

    在方原看来，驻校社工的专业性体现在“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独有的工作手法”上，这些专业性是其他专业的老师所无法代替的。“我听过她们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她们的方法和知识会让学生终身受益。”

孤独的驻校社工

  

    从新公民学校的驻校社工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教育系统中一种特殊形态的专业服务，驻校社工适应了现代社会分工合作的需要，对学校的教学起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有专家认为，驻校社工与医院社工等将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优先领域，也是将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战略重点，发展驻校社工是大势所趋。

  

    政府也在努力为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提供政策支持。2006年7月，《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正式建立。而民政部也在积极推动国务院将《社工师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当中。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建军认为，这部即将问世的法规，会为第一批中国社工师的成长，提供更多制度保障。

  

    尽管驻校社工的前景听起来非常乐观，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保障，而且在2009年两会过后，北京市政府已经开始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政府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了对社工的支持，但就目前而言，驻校社工还面临着许多困境。“在中国大陆，社工还没有形成气候，驻校社工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社会上，这个专业比较孤独。”在香港学习和工作过的王艳君很清楚在香港，社工专业的发展是一种怎样成熟的状况。

  

    在香港，有专门的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本着“团结社工，发展专业”的宗旨，协会通过开办课程、讲座、年会等方式分享知识和经验，提高香港社会工作的专业水准、培养优秀的专业道德和守则、并就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及有关社会福利福利政策向有关当局提供意见“这种协会就是社工的娘家，社工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在政策上，香港对于“一校一社工”的规定和为驻校社工发的指导手册等，保障了驻校社工的职业稳定性。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艳君看来，社工的发展离不开NGO的发展，NGO的发展则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资金上的支持。在香港，NGO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

  

    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大范围的去购买NGO的服务，NGO在资金不能保证的情况下，驻校社工的待遇也就无法保证。新公民学校的驻校社工制度得到了摩根大通的支持，向三所新公民学校每年提供7.5万美元，连续资助3年（从2008年开始）。“希望摩根大通能长期地资助下去，但是如果能够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相信驻校社工这个职业的发展会是另外一种风光。”艳君说。已经尝到驻校社工甜头的方原要乐观的多，“新公民学校存在，驻校社工就会存在，从来没有想过学校会没有社工了。”

  

    马利在近三年的驻校社工实践中，有了一定的满足感。她有自己的见解：驻校社工一定要本土化，本地化，不能完全照搬香港社工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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