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工怎样管理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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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乞丐有多少？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美国政府为他们做了什么？

    今年八月，位于华盛顿的一家致力于帮助流浪者的非政府组织“全国流浪者联盟”给出了一份全面调查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美国大约有三百五十万流浪者，占美国总人口的1%和贫困人口的10%， 其中，单身男性占41%， 单身女性占14%，有孩子的家庭占40%。报告还从人口学的角度做了各种综合比较。比如，所有流浪者中，年龄不到18岁的未成年人占了39%，黑人占了49%，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占62%，完全没有健康保险的占58%。

    美国乞丐众生相

    没有固定收入的流浪者们，许多人选择了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在美国这个汽车主宰的国度里，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不需要汽车、有公共交通的城市中心，成为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亚特兰大这些大城市的固定一景。

    笔者曾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过，见过几种不同类型的乞丐。一种是“随遇而安型”的。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方的小花园里，每天都有许多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匆匆而过，和他们共存的，是花园里长凳上的乞丐们，他们身边有一个超市的推车，放着他们所有的家当：一条灰色的破旧毯子和写着“帮助我”的小纸板。这些乞丐神情坦然，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喂着鸽子。他们从不会主动向人乞讨，有人向他们的纸杯里扔点硬币，他们也只是不卑不亢地说声谢谢。还有一种常见的乞讨方式就是举着纸牌，站在红绿灯的路口，等待车里的人给一些零钱，甚至食物、香烟。

    有一些比较“主动出击”的乞丐，会在街头跟行人搭讪：“有没有零钱？我想打个电话。”如果行人无动于衷，他们一般也就悻悻然地不再纠缠。在美国，很少见到死缠烂打或者强行向人展示自己的残疾来博取同情的乞丐。

    还有很小一部分流浪者，是主动选择流浪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意受到主流社会的束缚，也不愿意寄生于收容所的屋檐下，宁愿在地铁口旁若无人地自弹自唱，只要帽子里有今天买面包的钱就可以了。

    华盛顿的许多政客和游客还见过一个特殊的“政治乞丐”。她常年驻扎在白宫大门正对面，自己搭了一个小帐篷，上面画满了反对布什的标语和漫画，前面摆了一个供人放钱的杯子。那些就在数米开外的白宫保镖们早就对这个乞丐熟视无睹。

    美国政府帮助流浪者的“十年计划”

    针对美国的流浪者和乞丐问题，美国政府提出了在三百个城市实行旨在帮助流浪者的“十年计划”。在布什总统提出的2008年的联邦预算中，专门预留了44亿美元用于帮助流浪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笔钱的重点将放在为流浪者提供可负担的长期住所上，而不是临时性的收容所。在这个计划的资助下，2007年，美国已经为流浪者建造了四万多个住房，大部分是一个卧室的公寓房，里面有基本的电器，包括洗衣机、烤箱、洗碗机等等。

    美国官方的跨机构流浪者委员会执行干事菲利浦??曼加诺表示，在美国的流浪者中，其中只有10%至20%属于长期流浪者，其他大部分人都是短期流浪者。他们因为听说大城市机会多，涌向城市，却没有想到那里的房价同样很高，即使他们不停工作，也无法负担住房开支。政府所要做的首要事情，是为短期流浪者提供可负担的固定住处，让他们可以在大城市里生存下去。

    美国的一些城市，比如芝加哥、奥兰多、圣塔克鲁兹，还出台了一些限制乞讨的规定，比如在商店和自动取款机附近多少米内不许乞讨，甚至要先获得当地政府的“乞讨证”才能上岗。对此，华盛顿的一家独立调查机构“公共议程”对美国民众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没想到和政府的想法相反，71%的美国人认为，只要流浪者不妨碍到商店或公园里的他人，警察没必要来驱赶他们。
   
    来自民间的努力

    除了美国政府，美国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为帮助流浪者而奔走。他们中，包括“全国流浪者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有专门针对流浪儿童的慈善组织，还有一些为流浪者提供无偿服务的律师。

    今年八月，旧金山有一个中国妇女在失业后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她不会英文，除了过去的家和打工的餐馆，她最熟悉的就是中国城里的公共花园，于是，她白天在花园里乞讨，晚上就露宿在公园里。但是，地方警察还是发现了她，将她驱逐出来，并要罚款数千美元，准备把她送入监狱。旧金山的几个公共律师，决定免费为她打官司，他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为她免除了牢狱之灾，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政府资助的汽车旅馆居住。其中一位律师说，政府与其花许多纳税人的钱去把流浪者们送入监狱，还不如把这些宝贵的公共资源投入到更有效的帮助项目中，比如为流浪者提供永久性的住房和就业服务。

    美国还有许多热心人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流浪者。黛安.尼兰是最近美国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一个名字，她曾经是一名流浪者收容所的主任，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驱车三万多公里，穿越整个美国，拍摄了七十五个流浪儿童的故事。她把这部记录片《我的四面墙》带到国会山放给议员们看，目的是游说他们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联邦法案中，将流浪儿童安置到主流公立学校，而不是封闭在为他们设置的特殊学校里。“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但是看到流浪儿童说起他们的未来的憧憬神情，我就感到充满了动力。”她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