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论坛讲稿】社会工作与社工人员素质的培育

社工哥哥 · 发表于 2013-1-20 17:13

时间：2012年12月22日上午
地点：广东科学馆
主题：社会工作与社工人员素质的培育
主讲嘉宾：罗观翠
主持人：陈萧逸
内容：主持人（陈萧逸）：各位尊敬的领导、来宾、朋友及同学们！今天是岭南社工大讲坛的第五讲，也是这个系列最后的一讲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开讲的题目是《香港社会服务发展及社会工作专业培训》。
在我们聆听讲座之前先和大家开心地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讲嘉宾罗观翠教授。（掌声）
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们对罗老师都非常了解，其实在广东社工服务是2005年的时候才刚刚开始起步，在这短短的6、7年间，它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而且，根据广东省社会工作的规划，在2015年的时候广东省社工人数要达到5万，民办社工机构要达到500家。虽然展望的前景是美好的，这个规划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要推动展望和这个前景，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人，也就是每一位从事社会工作的工作者。
刚刚我和罗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个人怎样才可以从美丽走向永远美丽。在40年前罗老师在从事社工的时候就开始有前辈，或者有同事喊她罗姑娘，40年之后这个罗姑娘依然如此美丽，有活力。
罗教授不仅仅学问好，工作好，而且能把故事讲得非常好听，能够把美声唱得非常动听。这是一个社工所必须要具备的很强的专业性知识。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工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却是一件值得学习和可以成为的事情。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罗老师这几十年的心声。有请罗老师！（掌声）罗观翠：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讲讲故事。
一、香港社会福利服务的开始与发展
今天我讲讲香港的社工工作服务的发展，讲讲故事。其实每个地方，为什么要发展社会服务，总有它的历史背景。很多朋友问我香港的社工跟我们内地的社工、广州的社工有什么分别，其实分别应该要看它的历史背景，社会发展的背景，它的差异性。
1947-50年代初战后的救助
讲香港要讲起码要讲到战后，战前基本上香港是一个非常贫乏的农村，一个渔村，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人口也比较少。战后的时候社会问题很多，但是当时政府没什么做很积极的社会福利的工作，只做一些救济的工作。
50年代中后期社会福利的低度发展
后来50年代开始有一些低度的发展，我就想我们内地跟香港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在40年代、50年代随着英国人过来，因为当时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所以随着英国人过来香港有很多教会，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过来主要做扶贫的工作，传道的工作。我们小的时候，香港一般的家庭都比较贫困，我们都去香港的教会里轮流排队拿面条、面粉，给家里可以省几块钱。当时50年代的教会就做这些事情，当时政府没做什么事情，很贫困，能省2块钱就省2块钱。当时就去教会里吃耶稣的面包，因为贫困人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东西，轮流去教会唱唱歌就可以拿一包面粉，一包面条回来，很高兴。当时香港是这样的情况，所以，50年代教会做得多，政府做得很少。
60年代政府介入社会服务发展
60年代开始香港开始人口多了，问题更多了。当时有天灾、火灾，香港当时很多贫民都是拉两块木板在山边盖一个木屋子住下来，没有水没有电。而且随便就用一些点燃的东西烧饭，非常危险，所以常常有火灾。有时候一场大火把很多木屋烧掉，很多人无家可归，就逼着政府出手要怎么帮助这些灾民、贫民。所以，当时政府开始做公共房屋的建设等等。然后开始教会大多由本土的一些人开始觉得为什么自己的同胞这么艰苦，这么多困难，没有人来管，我们来管吧，我们自己凑一些钱成立一些小小的民间组织来做一些济贫的工作。所以，当时教会带来一些社工理念，或者懂得做社工的人过来，讲英文的，当时香港人英文不太行，能去他们的中心里吃一顿热餐，不错吧，那就去吧，当时也去一些民间组织。所以，香港跟我们内地发展社工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就是，香港的社工是由民间组织带动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我们内地现在发展社工是谁来带动呢？其实90年代我们已经有很多高校的老师觉得社工很重要，应该发展，但是提来提去政府没反应，当时就搞不出来。所以，90年代其实北京、上海有些院校也开了社工系，但是毕业生没有社工的岗位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没有把社工放在其中一个职业里，所以就没办法带动。但是香港刚好相反，政府没管什么事情，社工的理念，社工人员都是由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带进香港的，由他们来开始。
所以，在香港开展社工工作不是政府带动的，是由NGO来带动的。这个差异性令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是香港的NGO发展得这么蓬勃，香港的社会工作服务为什么这么多元化的原因，都是因为有很多不同背景的。NGO有教会背景的，有些是同乡会背景的，有些是一些地方街坊的邻居会来组织，来发动的。所以，他们组织的背景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想法，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所以他们发展出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工作服务出来。
这是一个主要的差异，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内地现在发展好像政府推一推我们就多一点，政府再拿多一点钱出来我们就多一点机构。但是在香港刚好相反，政府没钱，民间组织自己先凑一点钱来做一些小的项目。
70年代政府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服务
基本上到了70年代，政府才真正加入社会福利工作，而且有一个真正的的政府的长远的社会福利的政策来推动社会福利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其实这个也有背景，开始我觉得香港跟我们广州的经验开始差不多了，为什么差不多呢？因为70年代开始香港的经济起飞，当然开始有工业。当时香港最有名的工业是什么？塑料花，全世界香港第一。手表，但手表不是名牌的，是一些廉价的、便宜的手表，在香港畅销全世界。为什么当时香港可以发展工业呢，主要有大量大陆的移民留到香港，大陆当时生活比较艰苦，没办法生存，所以那些人就到了香港。他们的工资非常低。当时香港的发展是低技术的一些工业。这时候就需要大量的劳工，香港的经济就搞起来了。在70年代的时候政府口袋里有些钱了，就可以想想民间的事情。因为50年代、60年代开始已经有些民间的组织在搞一些活动。
当时政府也有民间的压力，这么多贫困的人你不照顾，会有很多公共卫生的、青少年的问题等等产生，所以政府肯定需要介入。而且，当时最大的差异跟我们内地已经有一个社会服务的基础，尽管那些民间组织办得规模非常小，但起码他们有经验，政府可以参考。所以，当时香港的基础社会服务和社工的基础就是由民间组织打好基础。政府要拿钱出来搞服务，他就可以去购物，看哪一个机构做得不错给你一点钱，工会做得不错给你一点钱，街坊会做得不错给你一点钱。为什么呢？因为基础他们没有打好，并且他们有一个样板出来，而且他们真正做的事情都是慈善性的，非盈利的，而且是贡献性的事情。政府就搜集这些材料，然后就开始制定政策。
所以，在1973年香港政府就提出第一项社会福利政策。当时的政策怎么提的呢？就是以后要提供社工的服务必须要是社工专业的人才来提供，首先从人来界定，需要专业的人来提供社工的服务。第二，政府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提出一个五年的计划。每年我们发展多少个老人中心，多少个青少年中心，多少个家庭个案中心等等，然后有一个一定的规划提出来。
所以，我们第二个差异性就是政府当提出要支持社工的服务，从制定一个政策，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政策开始，我觉得这个跟广州比较相似，我觉得广州相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比较快，民政部门也是从一个政策开始提出一个政策。而且让一些人有兴趣去参与社工服务的时候，好像我们的“5+1”的文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文件，让群众有兴趣参与社工服务，知道登记注册条件怎么样，你们应该聘用什么工作人员，人手的编制怎样，一年的工资大概多少。
其实1973年在香港已经开始政府提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政策。政府的规划很重要，因为政府的管制之下，社会政策还是有一套比较成熟，比较有规范，比较有系统性的。所以，香港的规划比澳门比较前进。为什么呢？因为澳门归葡萄牙管，葡萄牙人比较休闲，中午的时候就回家睡两三个小时，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才出来上班，然后很快就去吃晚饭、喝红酒等等，比较休闲。所以，澳门总体就比较松散一点。但香港归英国人管，英国人追求比较有系统，做事情比较有步骤。他们做社会政策我们参考英国的方式还是比较有系统，比较有规范性。我觉得我自己的作风，因为一直在香港受教育，做事情，一直都是在一些比较有规模的机构里做事情，做事情的作风比较侧重于怎样做规划，怎样比较有整合性的推广工作。所以，1973年基本上就参考了英国人怎样制定社会政策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福利的规模，这个范围，把它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而且因为当时香港的经济情况也比较好，好像我们内地，为什么广东省有条件可以聘用我，我相信在座的有不少现在做社工工作，为什么有条件提出来做呢？其实跟社会经济的基础是非常有关系的。要是这个社会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根本就谈不上怎么搞社会福利，当时香港的确有这个条件，政府开始有一点税收方面的，还可以拿些钱出来。公共房屋、多搞一些青少年的服务，多搞一些家庭福利等等，当时的政府可以有这个基础条件。
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以前在香港英国人都是一样，要做社会福利等于济贫，济贫等于物质，给你吃饱，给你一个很简陋的房子住，以前的概念以为社会福利吃得饱就可以了。但是70年代因为外国的，一些比较西方的，比较先进的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和一些工作的发展，觉得社会福利是我们基本的人权。而且政府有责任来照顾所有人一个全面性的需要，这个需要不单是物质方面的，生存方面的需要，还有心理方面的需要，还有社交的需要，还有成长发展的需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发展的需要，不能吃饱饭就坐在家里。要是你每天坐在家里，政府每天给你三顿饭吃，你会不会快乐？不快乐的。一个人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然后对自己有个挑战，觉得自己有成长，觉得自己有发展的，有改变，才会快乐。所以，成长的需要非常重要。70年代开始香港政府就发展教育，公共房屋等等，社会福利也觉得这是香港居民基本的权利。而且他们每个人不单是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才帮助他，他在还没有问题之前我们就要提供帮助，让他预防一些可能产生的问题。而且更需要提供一些资源，特别是一些贫困的青少年，让他有发展自己潜能方面的机会。
当时因为这些价值观念的改变推动着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朝着这个方面去发展。所以，70年代可以说开始有个比较想得通的方向去发展。当时政府出台了全面的政策，香港社会也开始认可社工需要专业化。因为我们当时的官员等于民政系统，但专业化不等于把我们当时社会福利署的官员全部炒掉聘社工，当时香港没这么多社工，只不过这个长远的方向就是一步一步。好像当时社会福利署一个人退休补充新的人进来就必须要是社工专业的人，从70年代、80年代，现在基本上我们所有在香港负责社工服务的人全部都需要是社工专业的背景毕业才能当社工。所以，专业化的道路在70年代已经开始定好了这个方向。
而且，在香港有一个好处是，当政府定好一个政策的方向谁以后轮班或退休，或新的接班人，不会改变，这个很重要。在香港的市政还是比较有规范性，就是说，当政府认可定好一个政策，无论下一个怎么样，都会跟随以前定下来的政策发展。除非经过群众的咨询，觉得需要转变才会做出适当的改变，定好的政策一直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70年代的政策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也是因为70年代香港政府开始参与，而且提供资源发展社工服务。因为60年代我自己也去吃过教会的面粉、面包、米等等，但是70年代那些赚钱的人过来看，觉得香港自己经济条件也不错了，所以，他们就捐款到非洲，其他东南亚更贫困的地方，由香港人自己去筹款，政府出资支援来做。这也是对香港非常重要的教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受人家的恩惠，人家的帮助。香港当时的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对外国人不认识，基本上谁帮助我们，谁派的面粉给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从来都不会跟他们见面。美国、德国、英国捐钱过来，我们从来跟那些捐钱的人没有接触过，不认识。为什么人家不认识我，不认识他，为什么愿意捐钱帮助我们呢。这样非常提倡无私的、利他的精神在香港基本上我们上一代和我这一代，基本上都有体会过。因为人家帮助过我，我以后要帮助人家。
现在香港的筹款永远最积极的，我们每个人都很习惯捐钱或做点义工。为什么呢？文化的氛围，从小培养的氛围。帮助人不需要问为什么，你帮助人家不需要问我帮助谁，不需要，只知道我需要帮助老人，我需要帮助青少年，我知道我喜欢帮助的对象就行了，我有钱出钱，我有力出力，文化的氛围很好。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的态度我觉得也是对促进社工专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氛围。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政府非常认可民间组织所做出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在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已经有很多大大小小的NGO民间组织成立了，而且他们社工的服务做得相当好。所以，当时的政府，人家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你就没有这个必要自己去做，你给他们钱就行，你只需要继续为他们提供资源、资金，他们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工作持续下去。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港的NGO从来没有放弃要发展社工服务，这个非常重要。一个NGO成立之后，从来没有人说我们的经费不行我们就不做了，我没有听过一个NGO会有这个想法。但总会想没钱了，想办法怎么筹款，想办法筹款然后继续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得比较好了，我们应该做另外一个区，在观塘区做好了，然后我们觉得湾仔区需要这个服务，香港有18个区，另外一个区也需要，能不能想办法筹多一点钱去那边也做一点。香港的NGO就是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没钱怎么去解决，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没钱就不做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心态。我在香港的学习就是怎么去筹款，我觉得我另外一个强项就是怎样去筹款。我1971年本科毕业就已经开始做社工了。我除了在做社工的工作方法之外，另外，我觉得做社工提升我的就是怎样筹款。因为每年都要想办法怎样去增加资源，怎样想办法为自己的社区中心增加资源等等。我开始做社工的时候刚好政府就说有政策提供资源，当时我的工资开始已经不错了。不像以前在社区里，社区居委的工资都是很低的。现在很多人都有错觉，以为做社工的工资太低了，我想不低，还是可以，基本上社工跟一般本科生在企业工作的工资还是差不多，应该没太大的问题。
我在当时也是比较幸运，71年毕业的时候我的工资就很高了。在我之前的那些社工的工资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政府没钱，只靠自己的机构筹款工资就很低。所以，当时50年代的时候我的前辈都已经非常有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我要坚定不移地念大学，念大学就去做社工。因为60年代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常常去做义工的时候已经看到很多机构，他们非常有奉献精神，他们感染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义的，我将来也要做这个事情。因为50年代、60年代工资非常低，但是香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奉献，这种精神感染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就觉得我们的社会不单是赚钱的，还是需要有些人去做老师，有些人去做社工，这样的奉献精神。但是我比较幸运，因为我一毕业马上就有政府的资源了。而且当时社工本科毕业的也比较少。像你们一样，像你们在广州这么宝贝，一开始就有人非常珍惜你，要求你到机构里给你一份工作。我当时也是一样，不需要申请，一毕业就很多人邀请我去面试，当时也比较幸运。而且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有1480元，因为我的前辈他们可能的工资只有1000块钱，900块、1100块等等。这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我觉得还是一份不错的行业，非常有前景的行业，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一个最贫困的社区里帮助其他人。当时香港70年代开始非常差，我第一份工作挑的地方就去最差的地方，当时非常傻瓜，很有满腔热情，哪里最穷我就去哪里做社工。所以，当时我选择去观塘区，要是你们去香港玩，现在观塘有非常好的购物商场，非常繁华，但是我当时第一份工作去的时候是非常差的居住环境，非常贫困的环境，满区都是木屋区，我当时的机构周边的公路都是很差的公路，非常贫困的社区，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我奉献我自己的精力和能力的一个地方。
要是你做社工只想去一些环境优美的社区，当然，你可以做，但是其实永远要想，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从最最贫困，最需要你的那些人。因为你帮助了一个人，将来这个人可能影响很多家庭，可能将来很有成就的，等等。其实真的，当时我在观塘的第一份工作我非常高兴。今天我有些当时的会员现在在政府部门做一些首长，有些在一些非常大的大企业做高层领导，非常高兴。
有一次我去城市大学的时候我也参与了很多义工，其中一个机构我去帮忙。筹款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你是不是罗老师，我认不出他了。你现在是不是在筹款，我说是。我当时替一个弱智儿童的机构筹款，筹款的主席看到我的名字，然后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你需要钱，我也想捐点钱给你。我说非常好啊，非常感谢你，你是哪一位，他是XX公司的一个老板。他说你不记得我了呀，我1971年在你那个中心里玩过的，当时你还跟我讲了些东西。我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每天对着这么多人。所以，做社工你永远看到你自己的成果不是马上的，很多时候你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你工作的成果贡献，可能在20年后，30年后，而且效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个专业的关系，他离开你的中心你就不再跟他联系了。我帮忙过的一些个案，那些青少年以后怎么样我基本上也不知道，因为香港的流动性比较强，那些人常常搬家，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突然间20年后接到这样的电话，特别高兴。而且不单是他自己捐了钱，他也叫他的会友捐钱，香港有些义工的团体，他捐了钱给我之后还叫他的会友捐钱。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影响人不要在乎。香港的社工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天上班都在影响人。但是这个影响力的效果不是马上见到的，我们也不追求马上见效，没有这么快。
好像我现在在广州发展的启创，地区的官员常常追我，罗老师你拿出一些个案出来，你有什么成果，我说哪里有这么快有成果呢。然后说我要跟媒体宣布你们启创做了什么事情，我要你拿出几个个案出来，你有什么成果。我说天啊，我们的社工傻乎乎的，才上班半年，你要他们拿出什么成果出来呢。现在我们才栽培他们，他们才学习怎样去做个案，有什么成果。而且成果还是有一些，那些人说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很开心，觉得他们的活动很好玩，我很喜欢参与。其实基本上我们的成果就是这么多，但是真正说我们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长远的，不是立竿见影的。
我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以前第一份工作，当时有些很贫困的青年人，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非常差，基本上跟广州最差的那些外来工差不多，环境很差的。他们的小孩基本上没有地方做功课，我就请一些小孩到我的中心做功课，当时做了这个事情非常受欢迎，那些家长非常感激我，我已经非常有满足感了。但是现在发现我其中有的小孩长大以后很厉害，数一数他们中间有在警察局做很高级的领导，有个在香港做高级处长，一数我这个小组里的几个人都很厉害，但是我没有跟他们接触，也不需要。因为他们出名了，我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就觉得当时我做的事情不错，就是这个满足感推动我们社工一直坚持做下去，其实这个专业是非常有意义的，推动我们。
为什么可以做社工做这么多年呢？很多同学问我罗老师你不烦吗，做社工做这么长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广州很多社工认为因为我要考公务员，公务员有些岗位要两年工作经验，所以我就过来启创蹲两年，蹲两年之后就跳槽了，很多社工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很多同学就问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干社工这么多年？我说挺好的，有什么不好呢。我现在干了40年了，我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每天都做很高兴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呆40年呢。反而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内地的学生心态是这样子，这个也是文化的冲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我就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社工是非常好的，你每天做的事情不会重复。你每过5年，要是你还是坚持你5年前做的事情，你可以回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是每天改变的。做社工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做的事情，要不断地去改变我们工作的手法。所以，你每天要动脑筋，那你就不觉得你的工作沉闷了。当然，每一份专业的工作，无论你是做医生的还是做什么的，每个专业都有不好的地方，总有一部分工作你不喜欢，不喜欢跟领导开会，做报告，每个人都不喜欢，但是你必须要做。但是你搞定了这些事情，其他的时间你还是做很多很高兴的事情。而且，每天你都受到挑战。为什么呢？社会是不断地改变的。
80年代社会服务多元化
80年代香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把我们社工的思维冲击得非常厉害。第一个冲击就是政治的改变，当时香港人一直都觉得我们是英国人管制，好像是永远永远。后来中英谈判开始了，很多人想我应该走还是应该留呢，我应不应该移民呢，去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第二，当时内地改革开放，很多工人跑到大陆珠三角去了，很多工人失业了。为什么呢？因为珠三角的工资更便宜，我们很多失业的工人。所以，当时我们社工也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70年代经济好了，好像每个人的工资都很高，当时做工厂女工的工资非常高，特别是有技术的工人，生活非常好，非常稳定。80年代不行了，很多人失业。怎么办？当时我们经济转型，就变成了服务行业，金融，其他的服务行业，很多没有技术的，好像我们现在内地的40年代、50年代，当时香港也是80年代。
所以，很多问题我都经历过了，我常常反思，好像我以前在香港的经验都是为在大陆做社工准备而已。好像下岗的问题，天灾的问题，处理一些外来工的问题，所有这些经验都是为今天的准备而已。所以，为什么我来到广州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前的经验好像非常管用。在80年代开始，政府经济还是向上，但是因为社会的转型，我们还是需要做出很大的改变。而且开始有另外一个警号，什么警号呢？人口开始老化了，开始出现老年问题，60年代、70年代我们处理很多青少年的问题。80年代开始要处理老人的问题，很多老人没有老人院。我们80年代就开始发展老人中心，开始怎么关注老人。残疾人在每一个社会，当大家都非常贫困的时候，残疾人基本上是这样处理的，把他关在家里，锁起来，就是这样的处理。但是80年代不行了，我们对一个人平等的权利的意识更强烈，而且知道原来残疾人还是有很多才能可以发挥，而且照顾每一个残疾人也是一个社会的责任。所以，当时80年代残疾人服务的发展和老人的服务非常得非常快速。
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社会的转移年。社工的角色就更重要，为什么呢？太多人不踏实，心里面很多不安，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等等，社工就要出来做很多情绪的辅导，帮助一些家庭转型，等等做很多工作。当时香港的服康服务就发展得非常多元化，当时我在80年代为一个机构做很多发展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残疾儿童的，家长方面的工作，在80年代的后期我就全心投入这个事情，帮助残疾人服务的发展。当时也学习很多，当时我已经在城市大学当社工老师，但我自己没有脱离服务的发展。因为当时承担的工作管行政的比较多，周末、晚上还去帮助其他的机构参与一些服务，做义工，这些对我自己专业的能力也有很大的促进。所以，80年代后期基本上我很多时间都是参与很多关扶残疾服务，服康服务的发展，当时多元化。
90年代挑战：福利开支消减
90年代开始有金融危机了，股市的风暴，当金融风暴打过来的时候，对社会的打击非常非常大。当时90年代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比起西方的社会来说，人家说香港的问题是小儿科，但香港一直都习惯很多很多钱，突然间没钱，而且政府要收缩开支的时候，香港当时的人都是愁眉苦脸的，觉得很惨啊。因为社会福利也因为大环境、大社会的问题，政府都有介入，所以，我们当时社会福利的开支也开始有了一些调整。其实政府消减的不多，消减了百分之几至百分之十左右，但当时香港人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打击。你们去香港他们向你报告财政多苦多苦，我来到广州就有个比较，其实不太严重。但是香港人来讲，他们会跟你汇报当时多惨多惨，政府扣了多少多少经费，其实基本的服务还是维持得非常好，基本上影响不大。
2000年后整笔过拨款制度
因为经过金融危机，我们对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翻倍，而且用什么方法来调整，社工也学了很多。在90年代、2000年代，当时我也参与了很多这类的委员会。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思考，好像社会福利，政府的拨款给NGO应该是怎样的情况。因为香港政府开支是很大的，今年是420多亿，当时香港政府给予社会福利每年的开支是400多亿，好像我们广州今年大概2亿左右。所以，其实香港政府给予社会福利的开支还是很大一笔钱。但是这些钱用什么方式来分配呢，香港因为有前面几十年的基础，就开始有规范的去定一些拨款的规则。这个跟我们内地经验的比对，我觉得香港的发展是慢慢一步一步这样发展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内地现在很急需要社工，现在我们就一步到位。我们现在面对好像很大的冲击，很多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们发展很快，香港每10年每10年，一个年代慢慢一步一步走，有基础了再修改一点，再有一点好基础了再修改一点，循序渐进，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系统、有步骤的发展出来基础还是比较稳，还是比较可靠。现在我们很多事情还没有想通就开始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发展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我们现在内地的社工团队比较年轻，心态还是不稳定。二、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制度
香港90年代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对社工专业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有社工注册制度。社工注册的制度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其实我们一直参考外地社工专业的经验，拿证的制度，美国、英国都需要有一定的资格。我们香港政府，特别是民间比较强调和相信自由，宽松，应该自己发展，自己管自己，有这种精神。所以，香港从来不喜欢人家管得太死，所以，当时我们谈社工注册的制度谈了十几年，后来到了1996年终于通过了这个条例。当时社会福利署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社工，90年代基本上全面专业化了，经过十几年在民间的争取，终于在97年就通过了《社会工作注册条例》。
社工注册的精神在哪里？为什么当时很多社工非常抗拒这个事情？为什么需要注册？其实社工注册不是为了保障社工有一份工作，不是为了保障社工有好的工资，而是主要是保障我们的服务对象。因为社工面向的服务对象都是弱势群体，残疾人，老人，他们都不懂得把自己的困难讲出来。而且都是没有能力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的人。要是社工的行为不规范，有超越他自己专业操守的时候，基本上那些弱势的群体很难对抗。社工是强势，因为你有资源，你有一个专业的人士。要是你侵犯服务对象或剥削他们的权利的时候，那些弱势的人很难有对抗的能力。所以，注册最主要的精神在于保障我们的服务对象。
而且，我们注册的条例中有一个专业操守的条例。注册社工必须要遵守我们注册局所提出来的专业的行为规范，对自己的要求，对机构怎样负责任，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应该怎样负责任，对社会应该怎样负责任，四个方面。注册之后你就是一个注册社工，你就要遵守注册社工的一些条例，特别是道德的规范，这是注册最主要的精神。我们通过这个法律之后，在香港任何一个人自称是一个社工，必须要是已经注册社工的人。我的名片上就写着注册社工，就是等于你要接受注册局的规范。所以，这个注册的条例是要规范性，不是保障你赚多一些钱或者怎样。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注册条例的时候，香港的社工如果在某个机构犯规了，炒你鱿鱼，他再去另外一个机构基本上就没办法，因为另外一个机构可能不知道他以前的问题，聘了他之后没有任何的规范。
有了注册条例之后，要是有个社工犯了规，要是犯了法律法规，那是要坐牢的，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但要是不至于去坐牢，但是在做某一方面的行为，他违反了某一个规则的时候，他就可能受到社工注册局的规范，一个惩罚，可能停他一年职，或更严重的终生不让他成为一个注册社工。要是他受到了这个惩罚的时候他去另外一个机构打工的时候他要申报，这个就保证这个社工在这里犯事。以前他从这机构跳到另外一个机构，他同样犯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机构可能因为不清楚他以前的背景。所以，注册的条例就起到约束性。我常常说，我们社工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们有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很重要，特别是影响弱势群体的时候，要是影响是不好的时候，或者侵犯他的利益的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
我在香港教学的时候，因为我是部门主任，开学的时候第一天肯定要对同学们讲话，每年重复都讲这些话。其他系的同学犯法违规在学校当然有条例，但是社工的同学违法犯规，我的处分更严格。为什么呢？因为社工本身就需要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这是必须要的。因为你做这个行业就必须要遵守这个行业的标准，要不你就不要做社工，你要是做社工的话就要遵守我们这个专业的标准。我跟社工的同学讲，其他同学遵守学校的规则，但是你们是社工的学生更需要遵守我们专业的要求行为规范标准，这是不能放弃的。
我现在喜欢在广州，不是因为钱少，资源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风气开始有些令人非常担心的地方。我听到我们有些同学把自己的社工证租给一个社工机构，他自己不去做社工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犯规。为什么需要一个社工证？就是保障你这个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由一个社工来提供，社工证是一个监管，一个规范，就是要说明你这个机构所提供的是社工服务，而且是由这个拿证的人来提供服务。现在有些人不当社工了，把自己考的证租给一个机构，每个月拿几百块钱。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严重地违反了社工的专业规范。在香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是注册社工本人，以人作为一个单位。要是在香港拿自己的证租给另外的人，这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在香港肯定要送到法庭判刑坐牢，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在内地暂时没有这个条例。所以，我非常希望广东省的社工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专业行业协会要提出来的。
要是我们在座的同学以后不打算当社工，我非常祈求你，你不要把我们这个专业搞臭。你不做这个行业但你不需要为这几百块钱把这个专业搞坏，你不做这个专业了那你没有这个必要把这个证租出去，你认为这是无所谓的事情，反正我可以拿钱，当人家去评估的时候，我出去做两个小时。我觉得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全世界对专业人士都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好像你是一个医生，你不会要一个假医生来替你打针。那么一个假的社工怎么办？但是我们现在暂时的确没有这么多社工怎么办呢？这个无所谓，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发展过急造成的一个问题，其实政府不要求就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好像我们香港50年代、60年代，很多做社会福利工作服务的人员都没有学社工专业，但是他们做得非常好，主要是看这个人的态度，他是真心做好这份工作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第一，政府没有必要要求，反正没有这么多人考上证，是不是不让他们开始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始先做，做好了他慢慢去考。但是考证不需要跟钱挂钩，现在因为跟政府给的购买服务挂钩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些不规范的情况，但这个不规范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将来我们周边的市民，我们服务的人群就不相信我们了。我们最主要的资源是人家相信我们，我过去40年听过太多的故事，很多人愿意告诉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我，告诉我之后其他人不会知道，而且我会帮助他梳理他的问题。所以，信任度是我们社工专业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我们不需要太多钱，我们去筹款，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总有好多义工给你钱等等。为什么人家相信你呢？为什么筹款可以筹到钱呢？为什么人家相信你呢？就是因为你值得信任，人家相信你这个社工的专业，是可以信任的。要是我们今天的社工机构不遵守相关的制度，我们要是不遵守我们专业的要求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个道德水准的时候，将来我们的NGO去筹款就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再发展下去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能只靠政府。
我的经验告诉我，永远不能单靠政府，你还要自己去筹款，自己去找资源。为什么我们去哪里都可以找到钱呢？就是因为人家信任你才会捐钱给你。要是人家觉得你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要是将来我们社工行业出现了几个丑闻之后以后就没戏了。为了保障我们行业，就需要我们每个社工，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有诚信，这点非常重要。好像我们在香港注册制度不需要考试，因为香港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这个也是信任。我们相信每个院校课程的水平、老师的水平是可以达标的。所以，他们放出来的毕业生肯定是符合标准的，就是这样子。注册就要看，要是注册局评审过你这个学校课程的标准，你的老师的水平，然后他放出来的让哪个学生毕业的，哪个学生就可以去注册，我们也是靠信任。当然，我们审一个学院里的社工课程都非常严谨，好像我们要评审老师的资格，是不是社工的老师，他们有没有社工的经验，他们有没有社工证等等，我们要评审这些。当然，这些大学也不会去另外一个院校接一个老师来过关，不会这样子，大陆肯定有这个情况，但是香港肯定不会。评审过之后相信这些老师放出来的毕业生还是符合最低的标准，最基本的一个社工需要的标准，那个毕业生就可以去注册，就有这个要求，大家的互信度就比较强了。
我在香港曾经不让一些学生毕业，或者是有些学生我们觉得他的确不适合当社工，就劝他转系，还没有毕业之前就转到另外一个系去了。那个学生还是可以大学毕业，没问题。因为有些工作是不需要社工的要求，他还是可以做其他行业，但是在大陆可能就比较困难。当然，也需要考试制度，还是需要拿社工证，但是要是把社工证和钱挂钩，我觉得现在还是太早一点。现在就造成了一些不太规范的一些情况，而且这个不规范我自己认为非常严重。所以，我希望大家要互相尊重，尊重我们社工行业，不要把社工行业搞臭。三、香港有助社工专业教育的因素
社工发展跟几个元素有很重要的关系，第一是社会制度。你有怎样的制度就会产生怎样的成果。或者你有怎样的制度，一个不太成熟的制度可能会产生一些后遗症，会产生一些问题出来。社会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好像香港社会福利制度我觉得过去几十年还是比较有规范，而且策划和人口的需求还是能配对的优势。社会文化，我刚才讲了，从开始我们就鼓励关爱的精神，利他的精神，去帮助人，捐钱的文化。香港每个人都愿意捐钱，小孩做义工，或者老太太做义工，拿个袋子，他劝你帮忙一下，他放10块钱进去。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小孩会拿口袋里的钱花了，出现过这个情况，但是不多，曾经查过有两三个年轻义工这样，过去几十年的确出现过有两三个这种情况，但是很少很少有这种情况。香港这些机构一个半天就可以筹200多万，少的机构筹40、50万是没问题的。香港拿个口袋随便走半天就可以筹几十万，香港就是这样的社会文化，人家愿意捐钱，而且信任这些筹款的机构，需要社会文化的转变，需要培养。
我相信我们将来内地社工可以发展这个社会文化出来，但是首先开始的时候就需要发展非常诚信的专业出来，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在内地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很不规范，很多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做好了，我很有信心我们将来可以影响其他人。好像我2008年在四川地震之后有成立两三个社工站，我们就从广州调了一些社工过去，在当地也聘了一些社工。当时我们其中一个社工的同学来看他，他就问他地震之后很多筹款的物资、钱都让人贪了你为什么还要帮助这些人呢，问我们其中一个中大毕业的社工毕业的同学。然后这个社工就非常郁闷，他以为他在做社工其他同学肯定很欣赏他，但是想不到他的同学过来批他，批得他要死。然后他回来说罗老师，我的同学说我这个人怎么笨，这么多人贪污，为什么还要帮助这些人。我说就是因为出现这么多问题我们就要坚持留在四川，我们就是需要坚持，就需要社工留在这里，我们不留谁来改变这个观念。因为我们起码要让人家知道中国社会还是有一些人老老实实想帮助人，还是需要有一个对比。
其实人都是想学好，有两种东西在这里，一种东西很漂亮，很美好，一个东西很烂，很臭。要是你有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你肯定选择好的东西，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一般的老百姓都是一样的，都会选择好东西，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太多这样的榜样而已。要是我们的社工做好了这个榜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影响周边的人，慢慢影响，慢慢放弃臭的、烂的东西，选择美好的东西。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不规范我们才要做好我们的本份，影响我们周边的人，社会文化条件，当然培养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培养的方法，当然条件暂时不够，老师不够，学习的点也不太多可以学习的地方等等，没关系的。
好像我刚开始做社工的时候，其实香港当时没有太多人知道什么叫社工，因为一般在社会福利点做的都是非社工，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慢慢开始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个行业。而且当互相有个良性的影响的时候，你影响我，我影响你的时候，而且学校之间也互相学习，觉得那个学校的培养方法不错，我努力去参考。慢慢在整个培养方法上互相学习的时候应该是有进步的。
现在其实在广州地区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广州接触外界的机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收到的信息比较多一些，从外地来的专家比较多一些。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我们机构的社工其实学习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培养的方法不一定是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听才叫做培养，不一定。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学习一点，有些好的讲座，其他学校搞些什么活动我们去参加一下，其他的机构有什么活动我们去参加一下，去看看人家怎么做，每一个地方每天都学一点，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优秀的社工，社工的教育需要这么多。我们社工人员的素质要求要诚实、诚信，这点非常重要。当然，我们社工需要有能力懂得怎么去关心人，然后我们的社工需要有比较好的方法怎么去帮助人解决问题。我们的社工需要对一这个社会的制度文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然后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大的环境里，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一些意见，选择一些比较正当的途径发表出来，然后影响我们的政府把我们社会服务的政策做得更好。然后怎么培养我们周边的群众更愿意做义工，更愿意把自己的资源奉献出来，去帮助其他人。我刚才讲了，当时我们在香港就很奇怪，那些人在外地的人都不认识我们，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就要发动这个文化，我们周边的群众，要是他们本身有资源的，有时间的，有能力的，我们去鼓励他们帮助人。当然，帮助的人他不一定需要认识，常常很多人说我们中国是熟人的社会，我们只会帮助我们的老乡帮助我们自己的亲戚，不认识的人根本就没兴趣帮助。但是这个思维方法是不是可以改变呢？是可以改变的。四、香港非政府机构的注册登记
我们的非政府机构为什么这么蓬勃，其实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土壤。香港登记注册一个非政府机构非常宽松，有自己一群人愿意在一起，然后可以有自己的章程，再去登记就可以了。但是要是你是一个慈善团体就有比较多的要求，就更严谨一点。要是你登记一个机构非常宽松，去登记就行了。如果要变成一个慈善团体就需要社会福利署再审批，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不太困难的。
比如一个社团，在香港就是主席、副主席，很多大陆的朋友问我，他们的补贴你怎么安排等等，我说不用补贴，因为所有NGO的管理层都是义务的。我刚才讲了，其实我一直参与很多机构，都是义工，义工的交通费都不能申报，都要自己出。当然，有些贫困的、太差的资源的机构你还会捐一点钱。但是一般来讲都是由义工来参与的。义工的精神就是这样鼓励的，社会上那些好像参与一些NGO的管理当然是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他自己有一个专业的背景等等来参与这些机构的管理。
所以，在香港的社工，我们常常说要是你在香港打工，背后有老板，但是那些老板是谁？那些老板就是义工。因为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董事会，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其实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义务的。为什么都是义务的呢？他要监管这个机构的社工、总干事、总监，他都是没有利益方面的冲突，他才能去监管。要是他在你这个机构拿取了利益的时候他就不能监管这个机构，利益方面的申报在香港也是比较严谨的。在香港有几个机构，每年要是我继续当他们的董事，我就要填一个新的表，说明我跟这个机构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冲突，才能够当这个机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等等。所以，这样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香港的社工都是拿工资，他们总干事、总监、主任、社工等等都是拿工资。但是他们拿工资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交代责任，向谁来交代呢？不是向政府交代，而是向他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这批管理委员会就是一批义工。为什么这批义工更严谨呢？我常常说我在社会福利机构里当义工也好，以前的员工也好，管钱都非常小心，不能乱花一分钱。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社会的资源，钱都是从社会来的。我们替人家管钱，分配钱，花钱都非常严谨。所以，为什么你们去香港很多人觉得那些香港的社工挺有工作热情精神，为什么他们的态度这么好。因为他们在培训的过程里都知道我们的工资从社会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向社会交代。其实跟现在购买服务一样，我们现在在广州的社工他的工资从哪里来？从政府来，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从社会来。所以，每个人一定都要向社会交代，一定要尽责任才行。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互动环节）主持人（陈萧逸）：感谢罗教授把香港成熟的模式和经验，以及心得跟我们做分享。
下面进入互动环节。
提问1：首先很感谢老师今天给我讲了社工的精神，我觉得很受鼓舞。刚才老师讲到社工注册的精神是为了保障我们服务对象的权利，这点我非常同意。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要先保障社工自身的权利才可以保障服务对象。那对于社工注册的条例有没有讲明社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还有服务对象有什么权利义务呢？因为我们国内的话也发现有一些社工去家访受到一些服务对象的侵犯，请问香港那边有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来保障社工的安全？
罗观翠：没有保障社工权利的条例，因为一般的法律已经有保障了。侵犯社工就需要注意自己自身的安全，家访的时候比较危险的时候你可以带多一个人过去，督导应该提醒你应该怎样注意自己的安全，但是不需要条例。因为社工本身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就很可笑了，不需要法律来管。
提问2：谢谢罗老师今天的讲座，我是义工，又是社工的辅助员，我去探访那些精神病患者，他的家人向我们义工申请，又向社工申请，让我们去帮助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这两年突然间得了精神病。但是我们去了，他的儿子不满意，就自己拿剪刀自杀。请问我们见到这样的情景应该怎样做呢？
罗观翠：他有没有看过医生？
提问2：有。
罗观翠：有没有定时吃药？
提问2：有。
罗观翠：这个比较奇怪，你又向义工申请，又向社工申请，到底是谁负责这个个案呢，我觉得你跟社工要互相沟通好，或者一起去帮他。因为你去帮他，他也去帮他，而他本身就有精神的问题，你们都去介入的话这样会很厌的，就使得他更加厌恶你们。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很怕生人，但你的方法错了就可能使得他更加刺激，或者有些反常的行为，证明他很抗拒，或者你们的方法使他接受了负面的信息。所以，这样的方式就不好，我觉得你们去帮人，不要直接就冲到他家里去。你们要做他的个案评估，然后去分析，跟社工商量用什么步骤去帮他，然后一步一步去试。而不是直接去骚扰他家里，抓住他讲道理，你抓住他讲道理可能会适得其反。
提问2：我们是以朋友关系去的。
罗观翠：以朋友关系更加不好，很多姨妈、姑姑以为是朋友就去帮忙，越帮越乱的。你在他附近，他明明知道你在讲他，要么你就刺激了他，我觉得这个方法就非常不适当。
提问3：罗老师您好，我现在在一家家庭服务中心做社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学没有开在职研究生的社工专业？我是因为从NGO转到社工这边来的，我就觉得大陆NGO公益圈和社工的连接非常不够。但是因为NGO现在又很缺一些资金来运作，特别是中国现在的公信力太差了，筹款这块我就觉得非常困难。所以，大家都在探讨一个问题，NGO应该都希望以后能够用政府的平台来做一些社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社工和NGO的理念都是一样的，都是助人自助，所以，如何去连接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困惑。
罗观翠：我觉得你这个意见非常好，在职的研究生，或者在职的本科，都是非常好的，很重要。我在香港搞了很多年晚间兼读的课程，就是给那些在职的非社工，但是他在机构已经做了，或者很想参加这个行业。我以前很多学生都是已经结了婚有孩子了才进来做社工，后来他变成非常好的社工。所以，我们会长今天在场，其实这个应该是可以争取的。其实我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其实我最想搞的就是开一些研究生班，给在职的员工来进修社工。要是开得成的话我愿意做这个课程的主任。
提问4：你好罗老师，我是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我想问一下罗老师，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和社区区委会有怎样的互动？因为我们在个案方面稍微弱一些，通常都是由专业的社工去跟进的。但是开始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感觉他们到来的时候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会陪同我们上门去摸查这一块的情况。但是后来我们从一些摸查的对象中了解到社工没有去跟进他们的事情。所以，请问我们居委会与家庭服务中心有怎样的互动才最好？
罗观翠：我看还是需要磨合，因为现在非常奇怪的一个模式就是，居委有很重要的组织在里面。现在怎么磨合呢？基本上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他怎样去发展他自己的居委，他应该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其实他们没有经验。我们的社工基本上社工的经验已经很少了，要是你独立来做还是比较容易自己去摸索。但是加了居委在旁边，我觉得首先把这个关系搞得复杂了。你问我我没有答案，因为我自己也在摸索之中，每天都在摸索之中。你能够找出一个比较好的磨合的模式我们可以开个研讨会来分享。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的行业认认真真地来想这个模式应该怎样做。因为这个不单是我们机构自己的事情，还有居委的决心。现在的确没有答案，慢慢来，不要放弃就行。
提问5：罗教授您好，我是广东省社会工作协会联合的会员，刚才您认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注册的社工将他的证租给一些机构，我想从机构的层面来说，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社工人才不足，或者是本身这个项目不需要那么多的岗位，但是政府有严格的规范需要这么多的岗位，请问罗教授有什么好的建议，从政府和机构两个层面来杜绝这个现象的发生？
罗观翠：我觉得政府有很大的责任，他知道没有这么多的注册社工为什么非要逼机构拿个证出来呢。其实我们可以很老实地和政府来商量这个事情，要不要我们这些机构去学习社工服务呢，要是要他们学习你就不要逼他们拿证出来。我觉得表面的东西不需要，反正你先让他慢慢摸索怎么把服务慢慢学习做好就行了。我觉得一个阶段政府没有这个必要在评估的过程必须要要求这个事情。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你发展民间团体，你总需要从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开始。
提问6：罗老师您好，这是我参加第二次社工大讲坛。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曾经是一个NGO，在香港注册的关于助学和职教的志愿者，那么，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一些机构对学校的选择，会有一些学校能力有限做不到一些偏远学校。因为我个人又成立了一个志愿者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些草根的公益组织，或者所谓的志愿者，要形成团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大家在这方面都没有太多的经验，或者说大家都不是专职做这个的。因此，这种团队很难做大，或者做得更有限的东西。因此，我想请教罗老师，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您觉得像我们这样非专业人士能通过哪些渠道得到更多专业化的支持来巩固我们这些公益组织？
罗观翠：这个也是靠摸索的过程之中，其实最主要的是核心的团队自己的价值观，价值理念是一致的。工作方法是可以改的，但是你的价值理念不一样的就比较困难。所以，首先你们自己核心的团队要沟通，而且要认同这个方向。其实开始的时候不需要做得规模太大，从做一些小的活动开始。而且每次活动自己要反思，要检讨，有什么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因为现在的确去学习的资源不多，所以，自学的能力，自己教育自己的能力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单靠外来的力量，最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你自己核心的团队坦诚的沟通非常重要。
我觉得你们可以有几个人先自己讨论清楚，到底你们想做什么事情。或者因为去找资源，有时候把目标放错了，放错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有些不一样，这样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冲突，最后就解散。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最好开始的时候不要做太大。第二，核心的团队自己要很坦诚的沟通。然后每次做一个小的活动都要做很坦率的评估，自己反思一下，下一次怎么改善。当然，有些好的培训你可以去参加，但是不能等。很多事情发生都不能等，你坐在那里等很多事情就做不来。这是我自己的作风，先做，你等谁呢，没有谁能帮助你，自己帮助自己。
主持人（陈萧逸）：罗老师说的就是要先确立目标，然后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再一步一步慢慢来。
提问7：罗老师您好，我是广州同创社工的，我刚才听您说社工的素质需要诚实、诚信，但是又讲回刚才那个问题，关于社工证和社工资格的。我们有些社工人把自己的社工证书租给其他机构去使用，其实你考了这个社工证，或者几年的本科毕业储量也不一定就具备社工的资格，至少不能够满足诚实、诚信这一点。
那么，相反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些是非社工专业的，甚至没有拿到文凭的。但是他们在工作当的工作方法更得到群众的认可。但是我们在评估当中，这次我亲自参与了评估，在评估之前他给我们一个咨询会，征求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些困难，他说这个我们会考虑各方面。他说我们也知道现在面临着社工的缺口很大，我们可以灵活的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在评估的结果出来之后，在这方面没有达到的缺口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矛盾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如果我们一味地去满足跟政府签定的指标的合同的话，那我们就要扣很多分。但是我们在工作实际当中又需要很多社工人员参与进去，刚才讲了要坚持诚实、诚信，因为我们很多非社工专业的也具备这样的素质。所以，请问这个问题怎样协调？您还说不要跟钱挂钩，那么，如果很多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如果你不考这个证的话他可能就安于现状了，没有进取精神。但是有了这个的话，他可能会想办法去考个社工证，或者怎样去进修。所以，很多的都是连贯的，在矛盾当中。
罗观翠：这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一般人很难解决。我们内地政府是形式主义，纯粹的形式主义。第一，社工证的含金量不强，有了证不等于你懂得做社工，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还是坚持这个事情，这不是形式主义吗。第二，你把购买服务的经费跟证挂钩，机构为了生存必须要找一个证。第三，大家觉得这个证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不像香港大家有个共同的理念对它的认可。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证就是一个证而已，政府需要这个证，那不是形式主义吗，拿给他看。大家把很重要的事情变成不重要了，而且把它真正的含义破坏掉了。所以，要是政府都是坚持的时候那群众能干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政府怎样去调整这方面的政策。要么就比较严谨一些，要少一点的NGO，不需要这么多，裁掉一些就行了，你可以有证的，真正规范的先开始让他们发展。但是你现在又不行，要全面铺开，这也是形式主义。全面铺开，每个区看看有多少NGO作为每个领导的政绩，他没有NGO也不行，硬拉一些朋友来成立NGO，那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吗。所以，我觉得很多是不需要的，不必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新的政府领导班子出台，真的能落实他们所讲的东西，实事求是。因为政府没有这个态度，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只有把这个锅越搞越烂而已。
主持人（陈萧逸）：大环境不改变小环境只是小小动作。
提问8：罗老师好，我现在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所以想请教一下罗老师。因为我们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一个综合服务的模式，但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客观的原因，我们先要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点，就是分成4个不同区域的点。这样4个区域的点的运营模式就类似于岗位的运营模式。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如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把它换成一个岗位的运营模式，是利于家庭发展还是不利于家庭发展？第二个问题，如果是不利于家庭发展的话，我要运营下去的话，罗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些指导？谢谢
罗观翠：会长，我们这个模式要开一些研讨会才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因为太多问题需要提出来。我觉得综合服务暂时我们内地对“综合”的定义和理解还没有一个共识，或者一个转弯。什么叫综合呢？综合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家庭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因为它的组成有小的，有老的，有工作的，有不工作的，有男的，有女的，所以，不能用一个单一的社工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方法才行，所以才出现综合的模式。但是现在刚好分散了，变成了独立的运作就没有综合性。而且资源没有共享。而且没有把家庭当做一个整体来看，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来肯它的需求，然后我们的社工可能针对他的需求来帮助他。现在没有评估家庭的整体性的需求，也没有一个社工的队伍来整体帮助他，所以，分散了就不是一个综合服务。
提问9：罗教授您好，这次是慕名而来，我是一名社工。刚才听您所说的我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香港那边学校培养出来的直接可以注册，我看到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都要全国的职称证，要考助理社工师。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凡是高校毕业社工专业，在学校考的社工证得不到认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罗观翠：这个也是制度方面现在还不成熟，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高校办了社工课程，政府也很难定哪些课程符合社工专业的要求，因为太大了，太多了，所以，有个统一的标准，长远来讲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公开的考试。只不过现在公开的考试才起步，我觉得只不过是一个试验的阶段而已，太快把这个事定死作为一个指标跟资源挂钩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在大陆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评估高校课程的机制，所以，现在要求他一毕业马上就承认他，有些人觉得有些不妥。其实要考虑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长远来说还是需要统一的考试。只不过考试的内容和他什么时间才能用它作为一个政府拨款的指标，我觉得现在需要斟酌而已。
提问10：罗教授您好，我是属于社会单位里的一个社工，相对于家综的社工来说，我是没有团队的支持，整个事业单位就是就只有我一个外派的社工。我最近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很无力感，因为我刚刚出来做社工一年半的时间，面临双重的打击。领导到年末的时候都会问你要成绩，告诉你社工介入了差不多两年时间了，到底有什么成果，有什么成效可以跟领导去汇报的东西。然后服务对象又是一个很不理解的状态，就会说社工不就是聊聊天吗，平时搞一些活动。还不如跟我去做生意，那个钱会来得更快一些。请问罗老师你是怎样去调试这样的状况？怎样把这些打击变成动力，作为一名社工，像我这种刚刚开始的，我老是在想我应该怎样坚持地走下去。
罗观翠：其实是打击还是动力是你自己主观怎么看而已，常常很多人讲一杯水是半碗还是只有半杯，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所以，很多人做任何事情，其实你自己怎么看，你不受周边人的影响，人家是人家，你是你，生命是你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工作是你自己的。我就觉得我自己怎样看呢，是不是EQ比较多一点。
我现在觉得在内地没有一份工作比社工更好，真的。第一，因为你在企业都已经有了传统的规范，你进去就要守规矩，不能有太多自己的创意。但是你做社工，因为前面没有例子，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大陆有哪份工作比社工更好呢。你只需要自己有一些很简单的指标，那些指标也是虚的，你是专家，只有你知道，因为周边人都不懂社工，你作为唯一的专家不是很好吗。而且，有哪份工作可以这么宽松地让你自己定工作的计划，然后做不了这么多个案的时候，因为暂时那些人对社工不了解，所以我的个案不多，又可以解释下去，太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份工作现在目前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广东省，没有一份工作比社工更好。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80后、90后都觉得很压抑。那你觉得压抑你就当社工，这个环境太好了。而且周边的同事比较好，没有勾心斗角，大家工作气氛又好，比较有活力。而且做一些活动人家欢迎你，非常好的一份工作，为什么会打击你呢。
成果，我觉得我们政府也是挺了解的，我觉得我们每个政府部门都在保护社工，过去你老老实实每天去搞一些活动，做一些服务，其实已经有收获了。特别是政府现在要培养社工的队伍，都知道要给你们宽松的环境让你们成长。所以，哪有这么好的领导让你慢慢去摸索呢。很多评估的报告都说他们还是有些不达标，但是还是让他们再学习，自己反思。这是很奇怪的，其它的行业没有这样的。你搞不定就把里炒掉，或者怎样，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个压力在里面，那个压力都是你们自己，我觉得社工给自己的压力还是比较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专业培养不够，专业能力不够。你每天想这些干什么呢，不够就学了，就是这样子。你经验不够，你才20多岁哪有经验呢，因为年轻。那些忧虑、焦虑是不需要的，我看内地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觉得有无形的压力。但是你自己可以开解一下自己，其实这些压力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都是你自己主观觉得有压力，其实没有任何人给你压力。我是这么走过来的。
主持人（陈萧逸）：谢谢罗老师。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谈到社工的困难，包括这五场的讲座，每一场大家都提出了很多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和困难。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都在摸索中不断的思考、前进，才能提出问题和发现困难。
其实罗老师这一路走来，虽然现在她坐在这跟我们笑谈一切，可是她也付出了非常多。我记得罗老师在创办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尤其是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像老师说的，在没有钱的时候她只会想办法去筹钱，没有说会因为没有钱而放弃这份工作。
刚开始到中大，到内地来发展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罗老师是不是来捞金，或者有什么其他公益的想法。事实上罗老师在香港城市大学是提前内退，她的退休金一个月就有18万，在创启服务中心最艰难的时候罗老师用她自己的退休金一直给社工们发工资，一直到它的运转能够初步成效。
罗观翠：要澄清一下，是每个月的工资，不是退休金。当时因为香港的工资比较高，可以说是放弃了香港薪水比较高的工作过来。退休金倒不用拿过来，因为我过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基金，就是我的朋友的家族基金，他捐给我几万块钱带过来中大。所以，我是带钱过来教学，这是事实。
主持人（陈萧逸）：所以关键不是钱的问题和数目问题，是这份精神，我们为罗老师鼓掌。（掌声）
记得罗落实在刚才讲座的过程里提到一个地方让我很感动，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我们最后的互勉互励。罗老师说她在没有读大学或者是更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社工的活动，以至于她在很年轻的时就立志将来长大以后读完书还是要从事这个行业。而且她说到了，做到了。虽然说这一路有许多的艰辛我们在这里今天就不谈，可是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不知道当年让老师立下这个志愿是有哪个人或哪个故事打动了她，让她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坚持到今天。可是一直到40年之后，我们在罗老师的身上，在她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到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那份工作带来的快乐和喜悦，这个就是坚持的力量。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社会工作者能够用我们自己内心的中坚力量去影响许许多多也许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代人，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只有这样，在整个社会工作推动的前进的历史上我们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
在今天讲座的最后我由衷的很想代替所有这40年来得益于罗老师帮助过的朋友，社会上的工作人员，以及她的学生，包括在座的每一位，给老师一个很感恩的拥抱。谢谢罗老师！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感谢。我们有请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李会长和广东省社会工作联合会的李处长一起来为罗老师赠送礼物。掌声欢迎！（掌声）
（赠送礼品环节）
主持人（陈萧逸）：各位朋友们，我们岭南社工论坛系列讲座到今天就圆满结束了，此刻罗老师有没有一些寄语要送给大家。
罗观翠：继续努力吧，社工是个非常好玩的行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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