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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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城区30公里远的永丰屯。坐车要花上两个小时后，再顺着一条颠簸不平的马路一直往里走，然后在一家北温气体厂门口停下。就立马见到了在路边等候的刘老石。他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总干事刘老石。他身后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北京郊区的项目点。一个从外面看起来不大的门面，对面就是那家气体厂。 脚一跨进门，突觉得豁然开朗。一个二、三亩的小型试验田就在眼前铺开，上面种植着10余种农作物。据刘老石介绍说，这些都是有机农产品，没有施化肥农药，是真正的绿色农业。目前正在试验，不过都是自己种植自己吃。虽没有温铁军教授在河北定州主持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实施的60亩生态农业基地亩数多，而且与其相比生态农业试验的开展时间也很短，但这很小的一块地的仍让刘老石花费了不少精力，并尝试着不同品种的栽培，希望以此更加贴近农村的生活。 与晏阳初乡建学院稍有不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不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它工作的重点，它主要致力于培养农村发展所需的人才，以及在农村建立合作组织。它更看重农村发展的主体――人在乡村建设中所发挥的力量。不管是下乡的大学生，还是在农村耕作的农民，抑或是进城打工的人们。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1年底就开始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而努力着。其前身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部，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直到2004年才注册成现在的机构名称，现挂靠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业发展学院成立的乡村建设中心。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一样，挂靠在人大乡建中心下面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及在厦门开展工作的工友之家等几个机构。 “以出家的精神去支农” “他比较出名。梁漱溟说过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建设，而他是以出家的精神去支农”，刘老石指着身边刚从吉林过来的谢永模说。他借助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休学一年去了吉林的农村。在那里，带领阎家村民开始办起来农民资金互助社，由于做的比较出色，阎家村的互助合作社现经成为国家银监局5个村级金融改革试点之一。这次他是来参加10月份的农村建设领导能力培训的。 像谢永模这样的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里还能找到许多。他们都是响应政府的“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也为了心目中的理想，通过梁漱溟乡建中心而走向全国各地，在那里播撒他们的青春种子。 目前，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每年都会在全国高校中选拔几十名优秀的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培训，这就是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由香港社区伙伴（PCD）提供支持的“计划”。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对入选的大学生进行支农培训，然后再将他们分配到“计划”办公室选取的河北、河南近50个农村试验点，在那里这些大学生担任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执行人或村支书助理，同时兼任所在社区大学的教师等，在培训自己的同时，也帮助当地农村的发展。 “计划”的实行与“大学生支农调研”的短期志愿活动有很大的关联。后者从2001年就已经在各个高校开始，帮助学生社团进行短期的志愿活动。高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或周末、寒暑假去周边的农村进行调研，开展支农、支教等活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与全国高等院校成立的一百多个涉农社团，共同组织大学生实践活动，如支农支教，帮助农村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后发现延长短期的支农时间对大学生深入到农村的基层，了解农民的生活、生产，以及开展新型农村建设更有独特的帮助，才有了“计划”的想法。 从城市到农村，也许只是空间的转换，乡村建设不止是这样的单向输送资源。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住了下来。这些农民工会遇到新环境下适应等方面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帮助。就这样，2004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设立“农民工”工作组，主要负责开展关注农民工的活动。至此，“下乡支农”工作重点之外也延伸到城市里，为农民工提供打工子弟教育、工友权益维护、文艺演出、开设社区夜校课程。 走进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人民大学乡建中心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桌子散落着好几本红色小书。在他们眼里，这就像当年知青下乡时怀揣的“红宝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编订了一系列的支农红宝书，如《大学生支农手册》、《理论版》、《社团建设与城市支农》、《下乡全过程》和《下乡歌曲集》。选拔的学员下乡时，人手一本。他们就是拿着这些小本，用眼去看一个巨大社会变迁下的中国农村社会，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农民以及他们的辛劳。入选的学员将在一起生活、学习，然后从城里下到农村，也有的是回到农村。他们将在那片好似被城市隔开的空间里，与农民们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为乡村建设而洒泪流汗。 “团结就是力量” “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支离破碎，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民的非组织化”，刘老石在自己的文章这样写到。借助于温铁军的理论，从书本到田间都在贯彻的农民组织化发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中央关于“三农”发展的“一号文件”的连续出台以及“新农村建设”口号的提出，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农村实施农民组织化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政治环境。“合作组织化是农村和谐发展的前提，只有全面地组织起来，才能调动民间的各种力量，配合基层政府的努力，达到以一当十的效果。” 同样，刚从河北顺平回来的葛大爷谈起了他所在村的合作社，像是打开了话匣，有说不完的故事。他曾带头组建一个合作社，后利用合作社的力量帮助村里修建了一条引水渠和一座桥，现在有很多人都想加入进来。说到这些，葛大爷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合作社的功能，最直接的是团结起来的队伍力量能够为社员带来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利益。这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乡村培训农村合作社的第一原则，之后它会以“文化经济协进路线”来引导农村文化的建设，为农村合作化程度的提供精神支持。这也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工作的重点之重和发展农村合作社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学员帮助下建立的农村合作社，利用农村合作社的集体力量，统购统销化肥、生产物资等，紧跟着把生产出来的有机农产品直接运送到城市社区定点销售。这样做为了减少有机产品的中间流通环节，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且也让生产出来的有机产品被消费者放心食用。甚至在2006年4月，与晏阳初乡村建设中心、香港乐施会一道在北京发起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北京国仁绿色联盟合作社。该合作社有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社组成，他们共同宣传并推动“绿色消费”等支持农业的理念变成实际行动，也多次策划农民合作社与城市消费者社区之间的互访活动。这其实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城市支农”的一部分，在城市社区里建立社区消费合作社，建立一座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形成城乡经济、文化的和谐互动。 但在最初推销有机农业产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点刘老石指出困难的最大原因就是城市与乡村的不信任，“社区的人说凭什么相信你们卖的是有机农产品”，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建立一个有机农产品超市，从而与社区消费者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从感情入手，派两名学员常驻海淀西二旗小区，就这样慢慢与居民们建立感情，更甚有温铁军教授来担保这些农产品是有机的，从而使乡建中心和有机产品能够被小区所认可，进而成为信任的买卖双方。“现在社区的大妈说，我只相信小韩（驻在小区的两名学员之一），别人我都不相信。”刘老石笑道，但丝丝也能体会到那种当下社会弥漫着的“不信任”气息，而表现出的无奈。“这可能与一个城市缺乏公共活动场合有一定的关系”，他解释着原因。 未竟的事业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工作看似包含在这三个关键词――“大学生支农”、“合作组织”、“绿色产品”里面。此外，它还想把“新文化建设”给做出来。与打工艺术团等组织一起，“为劳动者歌唱”，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务实的做法，也是层层递进开展的工作。其实，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更是希冀于在农村建立起农村文化、孕育出农民精神来。这才是农民贫困的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唯有解决了农民的精神贫困，才能实现农民的富裕。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贯串“三个关键词”的“新文化建设”。虽农村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但它始终体现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开展的每一个活动里面。这也如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的同时，也会兼顾高层次的需求。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10月份刚主办了一个“和谐时期农村NGO领导能力” 培训班。选择35家涉农领域工作的NGO前来交流培训，一方面加强农村理论的建设，另一方面，让各地的NGO经验借此机会得以交流。 接下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想把在全国已成立的农民合作社联合起来，注册成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合作社，或成立一个农村建设基金会。当问及具体的事宜时，刘老石只是告诉，目前还是个想法，还处在探索阶段，但希望在绿色有机产品以及其他机构建设方面作些推动作用。 联系：刘老石 133717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