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按闹分配”与剿抚传统
鄢烈山 杂文家 2010年7月1日出版的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有篇报道《信访办里的杀人事件》，读后心情特别沉重。主要说的是，老上访户于贵双手刃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信访办年轻的信访干部魏广春的事件；顺带介绍了老上访户陈庆霞的信访经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政府似乎待于贵双不薄。2009年1月6日，政府安排于贵双住进区里的养老院，“不用缴纳每月150元的管理费，吃饭也由民政局解决”；入住这一年多里，政府“在他身上花费7000多元，两次住院费用还有8000多元，钱都是民政掏的”。这次行凶发生在他向信访办讨要衣服的过程中。 然而，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2000年，于贵双给患轻微脑血栓的妻子在带岭区春林药店买了20支灯盏花素注射液，带回家由村医给妻子静脉注射，注射8支后出现头疼、头晕、呼吸困难，瘫痪在床。伊春市药品检验所的检测报告结论为，该注射液“不符合《卫生部药品标准》”。于贵双凭着检验报告把春林药店告上法庭。药店老板曾对他扬言，“有能耐你就告我，我有10万或20万元能摆平”。于贵双起诉后“一审在带岭法院，败诉；二审在伊春法院，败诉；他不服啊，从那以后就一直告”。由开始的和春林药店的医疗纠纷，到后来直接状告审理此案的审判长。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官民都不爽的局面？报道最后记述了于贵双所在的带岭区养老院院长王崇民对记者表达的无奈：“没招，你不给，他(上访者)抬屁股就去北京。国家就这样，一个电话打到黑龙江，黑龙江再打到伊春，必须接回来。你就接回来，没招，不接还不行。”另有一位政府官员直陈政府在信访问题上的弊端，“有的时候群众需要的只是一个态度，拖来拖去不解决，矛盾就逐渐积累下来，‘本来几块砖、几袋水泥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一栋房子、一栋楼都解决不了了。’” 脉络很清晰，在“零上访”、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于那些宁死不屈坚持“缠访”的人，则是先拘留，拘留期满还不服的送“学习班”或精神病院，还不服的送去劳教(若有聚众或暴力对抗行为最好——将他判刑关进监狱)。对于那些冤情明显而又坚持合法途径讨说法的，怎么办？那就给他们于贵双和陈庆霞后来的待遇，像孝子贤孙地供养起来(不要说这“养老”水平低，一般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如今还做不到，在农村老人为不拖累子女而喝农药自了成风)。 有人说，这就是“按闹分配”，即“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又叫“花钱买稳定”，好听的说法是“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于是有了所谓“天价维稳”问题，有了掐着地方官员怕“一票否决”的软肋而“勒索政府”的“刁民”。 那么，为什么不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必要那么袒护春林药店而让于贵双忿忿不平吗？事情不那么简单。于贵双要的是司法公正。但是，如果现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了公权力，侵害了公民的权利，又怎么样呢？宁肯赔钱也不认错，不认错是官威不能损减，而这赔的钱还是财政支出的钱，又有什么好心疼的？中国的地方政府迄今没听说有破产的。再说，中国民众有“屈死不告官”的传统，“缠访”的人毕竟是极少数，闹到与官员同归于尽的概率比飞机出事还低吧，否则国家信访局也无暇派人参加魏广春同志的追悼会了。这也是强拆强征虽然闹出了些自焚和杀官的事件，拆迁条例说要修改成搬迁条例仍然无果的缘由之一。政府人员不傻，是会计算成本收益账的。 由“按闹分配”，我想到古代治国者对付“刁民”的两策：或剿灭或招抚。先是强力维稳，不论你是林冲式的逼上梁山，还是晁盖式的劫匪聚党，统统地剿；剿不灭，就只好安抚了，遣使慰问之，愿受招安转为朝廷效命更好。这里面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王法不王法的，只有实力的比拼，只有利害的考量；都是得过且过的权宜之计，一切视情势消长而定，但是其中隐然有不变的“价值观”，这就是官府的主导权，官员的裁量权只可暂时退让，不可根本收敛。 这种陈旧的治理思维，与“主权在民”的现代立国理念，与“以人为本”的政治新宗旨，与“实现公平正义是政府的首要责任”的行政价值观，不是严重对立的吗？当然。 所以说，官员们要换脑筋，维稳有新思维，才有真正的社会稳定。追求公平正义，“按闹分配”的怪事才会消除，魏广春们和于贵双们才都不会充当牺牲品，才有真正的盛世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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