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谨以此文，纪念512两周年)
http://user.qzone.qq.com/437194950/blog/12736293082008年5月12日，一场意想不到的地震轰然而至，它的中心虽然在汶川，辐射的，却是四川、中国乃至全世界。它所带来的悲痛与震荡，是史无前例的，它所造成的冲击和改变，也决不是纯地质意义的。从地震发生之时起，包括政府、民间和社会各阶层民众凭本能采取的一系列抗震救灾和生产自救形式，都是极具创新性的。无论是从最高决策层面，还是具体操作层面，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在这方面，学界和媒体，都有极其细致的关注和详细的记录。这些文献和记录，从不同专业角度，对大地震造成的包括自然生态、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社会形态等方面造成的冲击和改变，给予了详尽而充分的记述。有媒体，基于以上变数，发出“震出一个新中国”的感叹。
关于“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以政治为纲，从中读出了与旧的对立；有人从技术层面，读出了一些新的希望和可能；有人咬字眼，从中读出了对旧机制的抱怨和不满；有人则从解放思想的角度，看出人们对社会体制的更新和变化的盼望。大家依各自的理解，开始诠释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因各执一端而引发互不相让的争吵。其实，这种争吵本身，也未必就不是一种新气象，它至少说明，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不得不承认，一种新的基于不同认识和判断而发出的声音，正逐渐显于各种不同的媒体和公众平台上，对各自的读者和受众施加影响。虽然其中仍有许多杂音和不和谐元素，但比起众口一词一言独大的局面，社会言论氛围开始出现多元化倾向。大家也许还暂时没有适应这种嘈杂与无序，甚至会沿用一些传统的招数来封杀或教训自己并不认同的言论，但这些都非常局部和隐性，基本无碍于大势的发展。
那大势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社会，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公民社会。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臣民社会和市民社会，兼具自由、多元、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体系。作为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形态，是政府、民间机构和众多社会人士不约而同的目标和方向。大家在有意无意中，明里暗里推进着这一进程。
那么，地震对于这一进程，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和影响呢？
正当国内的媒体还沉浸在对地震细节的报道和对典型人物的挖掘和整理时，一些西方媒体，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地震之后中国社会的不同。这些不同，包括国家领导人超乎寻常的速度出现在救灾第一线；媒体异于往常的灾难报道模式和史无前例的为普通国民降国旗举动，以及民众极具想象力和饱含热情的各种自发救援活动。他们从这些不同中，看出了一个在西方十分盛行而在中国还有些陌生的词语——公民社会。
5月17日，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GeoffreyYork从四川绵阳发出题为《中国首次出现广泛的公民社会》的报道，从慈善和志愿者角度，深入记录了包括奔驰车友会和农民志愿者们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救灾济困活动。该报援引分析家的说法，认为：“在这个民间慈善或社区行动传统不很彰显的国家，地震催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声势浩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记者甚至认为，其作用甚至改善和软化了此前西藏骚乱后，中国爱国者与西方媒体的那一场战争。
美国《纽约时报》5月19日发表文章称：几十年一遇的致命灾难触发了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特别是在新富和城市人当中。捐赠像潮水一样涌入，善款比中国去年全年募集到的都多。文章指出，对于一个政府曾包办福利的社会来说，这次的捐赠令人瞩目。尽管向数百万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援助主要还是由政府和军队提供。但这次，民众迅速组织自救，而不是坐等政府组织的救援工作。为地震募捐的银行帐号不断在网络日志和手机上闪烁。献血中心挤满了前来捐血的民众，已开始要求市民预先登记方能献血。一些意料之外的团体如美容业协会也公开要求自己数百万的会员进行捐赠。
英国《泰晤士报》5月19日文章《中国新的人民大军源源不断帮助抗灾》则描述了大地震催生中国志愿者大军现象。文章说，身上穿着印有“我爱中国”字样的短袖衫，他们把受伤人员从救护车上抬下来，他们开着自己的车把饮用水送给无家可归者。发生在中国的毁灭性地震催生出以前在这个国家不曾看到的一个现象：志愿者大军。
美国《时代》周刊5月22日文章《被唤醒的中国》报道说，虽然灾区的景象仿佛地狱，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吓倒两位朋友，他们坐火车、坐汽车、最后步行来到这里帮助汶川地震的灾民。他们穿着印着“我爱（红心）中国”的T恤，坚定地走向了地震灾区的中心。从186英里（300公里）以外的自贡赶来的36岁中学物理老师吴广磊（音）说：“我们看到灾难的新闻后，决定要来帮助。”28岁的吴向平（音）是从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请假后加入赈灾工作的，他说：“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团结了。”“因为这次事件，国家的士气也高涨了。”他们这些简单的观察带着一种希望和自傲的感情，集中代表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过去两周里感悟到的一切。
百万千万的中国人排起长队，捐出钱、食品和衣物。数万人和两位吴先生那样请了假，离开他们的家人冲到灾区帮助他们的同胞。通往灾区的道路上挤满了私家车，上面挂着写着“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字样的条幅。交通无比拥挤，政府不得不封锁道路让一些志愿者回去。在一些受灾的市镇，捐来的衣服堆起足有两米高。几天之内，该国原来不习惯慈善事业的私人企业捐出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
……
尽管报道的表述和语气上，还有一些让人不习惯的元素，但历来追求独特且价值观不尽一致的西方主流媒体几乎用完全一致的视点和口吻对一个新闻事件做出相同的判断，却是不多见的。它至少说明了一点，地震之初所表现出的自发的公民社会的苗头，与此前外间对中国社会的印象和形象有多么大的反差与不同——它至少让人感觉到了其中的“不同”，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新闻关注点。
那我们此前的传统社会，究竟与公民社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做名词解释：什么是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与此相反的概念是指，以武力维系的国家，无论这样的国家实行何种政治制度。
香港中文大学陈健民博士认为，公民社会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是自主。公民社会的组成很多时候是非政府组织，就是说它们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他是离开政府的。他可以和政府的许多部门打交道，但肯定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它是非政府组织（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注：NGO是广义的非政府公民组织）。对于非政府组织，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他是完全自愿的，不是禁止，也不是谁强迫他参加的。
第二个方面是多元开放。开放即他可以自由来和去。就是说它是非传统的民间组织，也不是家族组织。家族组织是不可以不参加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观点、价值观念是单一的。公民社会里的非政府组织是多元的，他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在一个社会里不会说一个单一的组织是公民社会。我们谈到公民社会，一定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组织存在的。可能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利益也可能有冲突的。这个是多元开放的。
它不是政府，虽然它和政府打交道，有来往。很多时候，在西方来讲，包括香港，他们说自主，自主主要是是它的内部管理的架构，它们的理事会都是选举出来的，都没有官员坐在那里。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管制架构是自主的，可是它们很多时候资源可能来自政府，很多国家，西方国家里的公民社会团体，通过国家，来做义工这个工作。这个是很多的。怎么用这个词？当然它也要向政府交待的，可是那个组织它不会给政府坐在它们的理事会里头。它们是完全自主的。它不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这类团体连在一起叫做公民社会。
这种来自于书面的解释，还是显得太过于抽象。让我们用一些地震中发生的具体事例，来将他们具象起来吧。
镜头一、5月13日，也就是震后第二天，草根NGO根与芽代表、心露基金会代表、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代表、石敢当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在共青团四川省委办公室，就已经讨论民间团体和个人如何参与救助灾区的行动方案了。当天，一个NGO的联盟组织——“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宣告成立，首批30家NGO正式联盟。NGO川办是这次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最大的国内草根NGO联盟。此后三天，四川电视台的字幕显示，至少有五万名志愿者以成都为中转地，想尽一切办法奔往灾区。而绵阳当地组织和接待志愿者的相关人士估计，最高峰时期，该市范围内至少聚集了十万左右的志愿者。而整个地震灾区是志愿者人数，至少数倍于此，而且很难统计出一个确切数字。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飞赴灾区第一线并深深地扎了下去，成为灾区救援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或先前有组织或临时组合或到灾区之后重新集结的志愿者团队，成为本次救灾工作中突出的一道风景。笔者从5月13日开始，受命赶往阿坝采访地震情况。沿途听得最多的关键词，除了“政府”、“解放军”，就是“志愿者”了。
镜头二、对于突如其来的志愿者大军，灾区基层政府的官员们的感觉是复杂的。就像对刚发生的8.0级大地震没有任何现成的处置经验一样，对于突如其来且声势和规模巨大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也是没有现成的安排和处置经验的。对于这些开着自己的汽车拉着药品食品和背着各种装备眼里透着殷切泪光或举着写着各种陌生字号旗帜的人们，他们既感欣慰，也感紧张与头痛。欣慰的是，在人手和物质紧张的情况下，来了救兵。紧张的是，不知道那些写着各色文字的旗子中，有没有不在民政部门登记名单之外，或甚至怀有别的目的和用意的人。要知道，那些志愿者口袋中，可是背着各种现代化的通讯和记录工具。而头痛的，则是原本就紧张的灾区供应状况，会不会因为急剧增加的志愿者人数而显得不堪重负。这种疑虑，广泛存在于灾区各级官员们的头脑中，这源于他们对志愿者和公民社会之类概念的陌生。我不止听到一个官员用半是感叹半是惊讶的口吻说：“想不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埋伏着这么多民间组织。”请注意他用的“埋伏”这个词，虽然不是太友好，却准确地表达出他们复杂的心理状态。
镜头三、在志愿者和NGO组织方面，他们对政府机构和官员们的心态也并非完全平和的。在2008年12月30日《中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大地震：政府与NGO在救援重建中青涩对接与磨合》的深度报道中，记者记录了在绵阳市负责接待志愿者的团市委书记廖雪梅遭遇到的几件事情，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其一是志愿者规模之大，是始料不及的。廖雪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最后统计的结果是，那段时间到绵阳的志愿者有10万人，灾民也就10万人，相比之下，负责登记和接待的工作人员只有10人。这样巨大的反差的背后所显示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志愿者的热情估计不足。虽然多数志愿者为救灾工作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因情况不明而出现的掀桌子甚至需要特警出面平息的过激场面。最典型的，大震之初几天里，大量超出接待能力的志愿者的涌入，使相关部门不得不采取传统的登记注册之类的形式来进行管理。这种形式，与如火的灾情和志愿者们心急火燎的心情形成尖锐冲突。后者认为这是相关部门官僚作派，而前者则认为不服管理的志愿者“不受欢迎”，二者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除了是因为事情紧急，管理部门人手严重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志愿者和政府相关部门，彼此之间的误解都还太深。稍有一点点小小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和被误读。
笔者曾负责押运数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组织或QQ群落组织起来的药品、方便面和矿泉水等救灾物资往抗震第一线，在那些救援物品上，除了写了“中国加油”“汶川雄起”之类留言之外，也写了不少要将物质送到灾区群众手上而不是基层政府手上之类的字眼。这其中所表现出的担忧和不信任，也是长年凭印象积累下来的。一些NGO组织，甚至动用人力，将救灾的钱款送到一线灾区群众手中，以眼见为实的心态在做着救助工作。但他们亲力亲为本身，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捐助，大多限于目力范围之内，造成的结果便是越有名的灾区，得到的救助数量和质量更高，一些靠近路边交通方便的村庄，被一次又一次重复救助，而一些偏远的灾区，因为信息的闭塞，而被忽略。
这一切，皆源于政府有关部门和NGO及志愿者之间，长期隔膜之后产生的误会。大地震是一次没经过预演的突然碰撞，使很多正面的意义和反面的教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暴露。
我不止听到一位地方官员说这么一句话：“没有想到，社会上还有这么多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能帮忙而不是添乱的。”可以说，在大救援过程中，NGO和志愿者们，用他们超乎寻常的吃苦和奉献精神，为政府相关人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社会”课，此前，许多人心目中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意识中，除了传统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外，还很难有别的概念。而“非政府组织”之类，从字面上来看就显得不那么正式和正规。而且，由于传统新闻中，对此概念还有一些错误的引导，常将其与“敌对势力”之类的概念混装，因而，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有境外背景的非政府组织），都会本能地产生戒备和防范心态，严重的甚至会产生敌视态度。这其实是一种源于不了解而产生的格局，而抗震救灾过程中，便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打破误解的过程，NGO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政府工作人员产生了：“原来如此”的感觉。
碰撞是相互的，了解也是相互的，而误解其实也是相互的。在和志愿者与NGO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不只一次听到他们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来自广东的志愿者陈建华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以往，我们的印象，政府是官僚习气很重的地方，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们，都或多或少的有些腐败习气，个个都是脑满肠肥做人比做事精。这种印象，既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些记忆，也来自于媒体和网络甚至艺术作品的种种说法。而在大地震中，我们所接触到的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官员们，其实并不完全都是这样。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灾民，亲戚和家人被大震夺去了生命，是怀着巨大悲痛投入到超强的工作状态中去的。他们有很多也是理想主义者，很多人都很有想法，也试图用自己所理解的正确方式，去投入到这个国家的建设中。虽然，与体制外的人相比，他们显得框框要多点，也多了些保守与顾虑，但他们的脚步却更从容更坚定。以往，我们总觉得，我们NGO应该不与政府发生关系，但事实上，这种观念和想法，是需要调整的。
以上来自政府工作人员和NGO组织的说法，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清楚地表明，通过这场地震的救援，政府机构所代表的第一部门，已开始对与代表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有了正面的接触，这种接触虽然不乏青涩的磨合感，但总体来说消除了许多的误解和不信任，而进入到了更加良性互动的层面。如果说大地震还可能会有些许正面的影响的话，这也许算是最大的一个。
如果说公民社会的概念仅止于此的话，倒未免显得太过于潦草和简陋了。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彼此并没有太大恶感的相亲仪式，离真正的幸福婚姻，还有遥远的距离。因此，在对这一进程有限度地表示欣慰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陷入到不切实际的虚妄产生的误判当中，这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无益的。而国内学界和评论界对此的评判，多少让人有些担忧。
一些论者，不知是出于良好愿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据此推论出中国公民社会的春天已经来临。有的则更是以奇异的逻辑和考证方式，连居委会也算成NGO地得出“中国已是NGO大国，排名世界第三”，一以贯之地将“应然”当成“实然”；还有的，则是居心良苦地从写论文强烈呼吁，要将这些正在萌芽的机构，管起来，至少要让他们每一个组织都有一个主管单位。这些思维方式，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对中国社会公民社会的建设本身，是没有正面意义的。除了暴露论者对公民社会的误解和认识浅薄之外，再没有别的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推广的常识和补的课还非常多。
我们需要补的第一课，就是公民社会的定位问题。目前通行的可以形成共识的理论认为：公民社会被称做第三部门。第一部门是政府。第二部门就是市场。一个健康的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并行和兼容的，少了谁都不行。
政府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包括主权、安全和公共福利产品的提供，政府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政府并不是全能的，它也有它失灵的时候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由政府出面来解决。我们改革开放前那种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政府格局，其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成本高，效率低，不作为的形象，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公权力未受到有效的监督所造成的腐败，更是放大了这一负面效应。
当政府并不能完全包揽公共事务的时候，则第二部门市场登场了。由市场来做，效率得到提升，质量变得更好，服务水平也变得更高。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它的缺点，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不会保护弱势群体、破坏环境、劳工受伤害，计算利润的时候不计算外部成本；有一些领域，没有利润，资本家不做。
而公民社会，作为第三部门，对上两者，起到了非常好的完善和补充作用。多数NGO体量较小，灵活，可以兼顾社会多层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工作都是动用义工来解决，投入成本相对较小而效率更高，许多义工是带着理想主义情怀和表达愿望做事情，会将热情和理念投入到最需要他们但政府无暇顾而市场又不愿意顾的领域中来。它的作用，既体现在被帮助者本身，同时，对社会进步理念的推进和传播，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在地震灾区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群众的口中，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很新鲜的生词，一些村民特别是乡村的年轻后生，被志愿者们的激情和鼓舞，其语言和行为，也越来越像个志愿者。许多NGO组织，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语言，向民众宣传了关于公民社会的理念。不仅教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而且教他们怎么能这样。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各种有关公民社会的讲义来阐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中，还暂时没有形成这种条理清晰的“部门观”。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还并不太清楚，一些人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所认识，甚至是有所放大的认识。而对公民社会的评价和估计，却严重不足。这种评判，主要来自于此前我们对公民社会和包括NGO、慈善、民间公益事业的陌生。这种由陌生造成的误解和曲解，可能通过一些正面接触，取得相互信任，并通往正解之路。在这方面，中国公民社会最活跃的云南省得出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而一场大地震，以难以想象的力度和广度，将这一课题摆到了四川乃至中国的面前。
目前，对公民社会的认识，有两种趋势值得警惕。其一，是漠然视之，认为其只不过是大地震过程中的社会应急反应，它只是由激情支撑着的一次性消费项目，不足以显示其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其二，则是对地震中活跃的公民社会种种表现，做出过高的评估和认识，并高呼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到来了。二者出发点不一致，但通向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即使得刚刚萌芽的公民社会，处于无后续动力介入的尴尬境地。前者导致虚无，认为发展与投入不必要；而后者导致虚妄，认为发展与投入不需要。两者都不是客观公正且有建设性的。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评价才算是公正而有建设性呢？首先，应该从大地震及其救援和随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中众多NGO及志愿者的登场中看到，中国当下的公民社会需求，已到了不能不正视的地步。这种需求，既来自帮助的获得方，也来自于帮助的给予方。大家都需要一个适当的平台来表达和实施各自对社会的理解，这已成为我们社会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二，则是如何正确认识并使用这股力量。应该说，传统的统治思维，对任何来自民间的力量，都有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的根源，是沿习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一切缺少把控感的力量都采取先入为主的防范和敌视态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少了必要的宽容的大气，形成相互间先天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又会成为下一步防范的依据。这样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不必要的恶性循环，将本可以用的民气和资源，推向与自己对立（至少是不信任）的一方去。大地震其实为二者提供了一次相互了解的机会。其实，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已从与NGO组织的合作中，得到了许多具有正面价值的经验，某些论者认为，这是一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地区为获取物资资源而做的政策让渡，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而真正的真相是，他们通过增进理解和交流，逐步认识到彼此的需求已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因素。而据此推出第三个需要正确认识的问题，即：必须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正视我们正在走向公民社会的事实，通过立法等手段，明确并界定中国公民社会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使之能够发挥其更大的优势和效能，而规避其可能的负面影响。使之能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推进剂和粘和剂。
配文
地震与公民社会的N个细节
在大地震发生后的救援和灾后重建中，涌现出了许多与公民社会相关的人和事件。这之中，既有特征明显指向性明确的自觉性公民社会事件，如众多NGO组织和志愿者目标明确计划规范的救助和重建措施；也有主题和指向并不明确，因时因地因情景激发而产生的暗合了公民社会建设的纯自发性事件，如网上曝光吝捐企业，人肉搜索私用救灾帐篷和村舍自发组织的自救和保护团队；还有一类，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由NGO的自觉行为带动灾区群众和志愿者的自发行为，并将其引向创新的机制：如灾区群众从志愿者手中接手的爱心食堂和公益机构；灾区群众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民主议事程序等。这些，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有关于此的小故事小细节，更是如林中的落叶一般俯首皆是。以下是笔者在灾区采访过程中亲历的一些小故事，录之，它无法反映整个灾区的全貌，但希望读者们，从这些细节中，更鲜活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进程。
细节一：一元钱的力量
平武县坝子乡距北川几十里，是被严重低估了灾情的非著名地震灾区，这里的乡中学在地震中校舍垮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该学校在地震过后，迎来了宝马基金会的关注。这个由宝马车主组成的民间组织，以蹲下来做慈善作为理念，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捐款捐物，而是以当义工，为灾区群众实实在在做事，让他们不失尊严地得到帮助。坝子乡中学的同学们，在与这些外来的叔叔阿姨们接触之后，从他们身上感受和体会到了一种积极的热情，并发自内心地从沮丧的失家情绪中走出来，投入到新的学习和灾后重建生活中。该学校初一·一班的41名同学，从去年开始，每人每月拿出一元钱，捐给慈善基金会。这些钱，是他们的生活费，来自于他们帮人撒菌种摘蘑菇打工挣来的。对于城里人来说，这一元钱根本无足挂齿，但对于这些靠白饭和咸菜度日的山里娃，这应该算是一顿丰富的午餐。
在收到第一笔41元的捐助款时，受捐的基金会负责人来电话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捐款。该班班主任李老师代表孩子们回短信说：请不要拒绝我们这一块钱，它的意义，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灾民，我们是社会部宏大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孩子们，以每月的一元钱捐款作为纽带，与社会联系得更紧密。他们对公民社会粗浅但真挚的感受，来自于外来志愿者们也许并没有察觉的种种言行。
细节二：政府不能写的倡议书
我的老家什邡市，也是大地震的极重灾区。在大震发生之后的半个月，我突然接到在家乡当公务员的朋友的电话，语意恳切地希望我能为家乡做点事。细问缘由，原来是近来当地发生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许多灾区群众，从最初几天被救的感恩和庆幸期过渡到敏感的彷徨期，对包括家园重建在内的种种事情充满了焦虑，表现在生活细节上，则是对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服务过分挑剔与不友好；对公平过敏到不同品牌的矿泉水和方便面也会引起一次群体纠纷。
朋友代表有关部门希望我帮忙写一封“倡议书”，希望灾区群众们能放平心态，用更宽阔的眼光看待灾后救助和重建工作。这封倡议书不能由政府出面写出面发，而需要找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来写来号召。
我自问自己并非他们要找的人，因此没答应发倡议，但同意帮忙改稿。几天后，倡议书以几个在救灾中表现突出的NGO组织的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效果非常明显。倡议书以群众能接受的语言和角度，对救灾过程中的种种不文明现象进行了批评，同时又提出了改善办法。很难想象，这种文字如果出现于政府文件或商业广告，会是什么效果？
社会第三部门的功效与作用，在施者受者都不知不觉中，悄悄实现。尽管，其性质还不太纯粹，但足可以表明某些政府机构的直觉与敏感度。
细节三：PK摄像师
6月份，NGO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准备做一个由灾区群众全面记录灾后重建工作的DV纪录计划。这个长年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社区建设项目的组织，坚持不懈地将一些现代公共理念，贯穿于与村民们交往的所有细节中。这次也不例外，为了在灾区寻找到10个村民担任摄像师，他们也决定采取公平PK的办法，将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从数倍于此的后备人选中不存争议地选出来。
对于偏远的山村来说，免费领DV回家并到成都培训，是既可获名又可得利的“机会”，因而，村民们趋之若鹜，有的村的村长或支书，也将自己的儿女和亲戚列为天然人选。选人如果稍不慎重，则可能为后续的许多合作项目，蒙上阴影甚至设置障碍。
村民们接受了PK的选择方式，认真准备并参与竞争之后，“愿赌服输”地接受了PK结果。原先预想的任何负面影响，一点都没发生。村民们通过一次小小的PK，接受到了一次关于民主与公平的洗礼。
细节四：村民议事会
在都江堰灾区某镇某村，村民在选择什么样的重建方式而争执不下。因为这涉及到包括宅基地的处置和承包地的流转等具体而实在的利益分配。这些利益甚至可以决定村民们未来的生计。他们从各自的利益着眼点入手，做出争议较大的选择。分歧之大，几乎已达到阻碍重建往下推进的地步。
当地村镇干部屡做工作而无进展，于是向邻镇学习，启动村民议事程序，并根据“规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重建原则，将决定权不加任何前提地交回到村民们手中，村民们在自己选出的村民议事会的磋商下，最终达成共识，并自主选择出了一个效益最大化的重建方案。据未经见报的消息，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该镇调研时，无限感慨地对同行者说：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不代民做主，让老百姓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他们会凭本能做选择，即使选择有误，也不会责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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