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鬻爵的古今差异
卖官鬻爵这个词近来经常被提起，有些当代贪官就是因为卖官鬻爵而东窗事发。卖官鬻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但是，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性质，与今天不太一样。除了个别年代，例如东汉末期，南宋某个阶段、清朝末期等，大多数时候，中国古代卖官鬻爵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只要控制得好，它也是有益于社会的，因而也是政府鼓励的行为。中国古代卖官鬻爵与今天的不同或相同，究竟存在于哪些方面？试简论之。卖官鬻爵在汉朝就出现了，它出现的前提是过去的等级制度。由于等级制度的差异，花钱者可以获得较高等级的名义，这是它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等级名义可以是官位，也可以是爵位，还可以是朝廷给予女性的封号。在古代大多数时候，花钱者得到的官位或爵位，只有荣誉性的象征意义，因此，卖官鬻爵对于政府行为的不利影响并不大，反而经常成为政府紧急时刻筹资的手段。当然，从根本上说，等级制度就是社会资源人为设置的不合理。虽然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不像西方那么严格，卖官鬻爵某种程度上也算打破等级制度的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等级制度起源的不合理，卖官鬻爵不管给予花钱者是荣誉还是实质，都不能表示它具有社会平等上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表现在其他方面。
仅仅是荣誉性的称号，并不能持续地吸引人们花钱，因此，古代的卖官鬻爵有时候也具有经济内容。例如，古代社会老百姓要承担劳役或税赋，在货币不发达的时候，老百姓的这两种义务长期共同存在。政府推行的卖官鬻爵，除了荣誉性的虚衔外，经济成分常常是免去劳役或税赋。免除的程度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一样，有的全免，有的免一部分。但一般只局限于花钱者在世的时候，死了以后，这种免除不能延续到后代。钱穆先生把这种有经济成分的卖官鬻爵称为古代政府发行的“国债”，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它也是古代卖官鬻爵的合理性之一。从经济上说，它等于是一个人一辈子要担负的劳役或税赋，一次性付出，购买了“国债”。免除的劳役或税赋，类似国债的利息。与现代国债的差别在于，本金不能拿回来。但也不一定。在某些时候，政府的空白官告也可以有价转手，甚至还可以变成支付手段，这就更像现代国债了。对于政府来说，等于打折，提前预支了今后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古代一般认为，在政府急需用钱的紧急状态下，这种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长期或经常使用。如果经常性地使用，就会变成寅吃卯粮，类似今天的超前消费，当然，这个超前消费者是政府。
卖官鬻爵在古代能够得以实施，关键在于政府掌握某些稀缺资源，利用这种稀缺资源与社会上的有钱人交换，就成为卖官鬻爵的现实基础。然而，交换得多了，本来稀缺的资源也就变得不稀罕，除非有新的资源提供，否则，卖官鬻爵也进行不下去。其表现之一是，政府制定的卖官鬻爵的价格，社会上不接受，结果政府只好降价。甚至有时候政府在急需用钱的当口，还要求各级官员完成指标，类似强行摊派，或者类似今天某些地方招商引资的指标。当然，这种方式所提供的资源，一般都是荣誉性的虚衔，或上述经济成分。从国债的类比来说，政府卖官鬻爵价格的变化，类似于国债的市场价格变动。
然而，在有些时候，卖官鬻爵还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实惠才会有市场，这个实惠有时候就是真正的官职。宋朝的卖官鬻爵就提供真正的官职，而不只是荣誉性的虚衔。但是，宋朝对卖出的官职有很严格的限制。宋朝的官吏制度本身就比较复杂，从科举提拔的正式官员都有本官和差遣的差别。所谓本官，类似今天享受处级、局级待遇，但没有实权。所谓差遣，就是正式掌握实权。因此，宋朝的卖官鬻爵，大都只提供本官，也就是说，花钱买官者，只能享受某种待遇，而没有实权。这种待遇有时候很特别，比方说，允许家中使用银器，允许穿官服等。由于官职还有俸禄，因此，人们批评这种方式，认为拿了俸禄等于收回了买官的投资。对此，宋朝也有一系列规定。比方说，买官者的官职都不高，几乎没有超过七品的；而且，对于买官者的升迁与考核，也采用与正常官员不同的制度，本质上就是更严格，因此，买官者几乎很少有升迁的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古代卖官鬻爵行为中，政府所收到的钱，往往也是公开和有固定使用对象的。比方说遭受自然灾害时，政府财力不足，就用卖官鬻爵的钱来赈灾；打仗时，粮草不足，卖官鬻爵也可以折合实物，为军队提供后勤；有些卖官鬻爵的钱，专门用于类似治理黄河这样的水利工程；还有专门用来修理城墙；等等。但是，后几种方式不多，卖官鬻爵用于赈灾比较常见。在这几种方式中，政府往往只是派官员监督卖官鬻爵的钱、物、人力是否使用到位，而并不真正经手。这种方式类似今天的捐款。不同的是，今天的捐款大都捐完就完了，没有实际回报，而古代的“捐款”，政府还会提供一点实惠。类似的情形在今天还可以看到，比方说，香客们给寺院的特殊捐款，寺院会立一块碑，把捐款者的名字刻上去，以示对功德的表彰。
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弊端。比方说，稍微处理不好，即便卖官鬻爵所得的钱物是用于公益事业，也会出现强行摊派的状况。再比如说宋朝的时候，就算卖官鬻爵只提供低级官职，也会造成官员队伍的庞大，而且，低级官职也不能保证上任后不贪污，加上买官者一般素质都比较差，因此，即便政府只卖低级官职，害处也不少。对于政府来说，以免除劳役或税赋的卖官鬻爵，如果不是在紧急状态下使用，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上看，常常也是一种经济损失。而且，还容易使某些皇帝获得一个大肆敛财的工具，例如宋徽宗；卖官鬻爵太频繁，对于政府的形象也容易造成伤害。
古代卖官鬻爵造成巨大危害的，主要是在某些历史时期，政府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卖官鬻爵所提供的回报是真正的实权。而且，对于买官者所获得的实权，也没有官职高低的限制，出钱越多，官职越高。对于当今社会来说，等级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卖官鬻爵的荣誉性回报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国债、捐款之类的行为，如今也成为比较规范的行为，不再需要借助等级制度下的卖官鬻爵。因此，当今社会的卖官鬻爵很少再能体现出它在古代社会的好处，唯一能够被吸引的，只有真正的实权，它的害处也就非常明显。所以，古代的卖官鬻爵是公开的，现在都是秘密的。
现代社会除了贪官以实权暗地里卖官鬻爵外，社会上也依然有各种卖官鬻爵现象存在。例如前几年，有人在香港注册一家研究机构，然后到内地贩卖“院士”头衔，不少人上当。再比如，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买一个美国野鸡大学“克莱登”的文凭，以及这种方式的现代翻版，也是卖官鬻爵的现代体现。还有，现代社会有不少付费评奖、付费排行榜、付费评级等活动，从诗人称号到大学排行榜，再到ISO系列评级，从收入《世界名人录》到收费发表学术论文等等，都是现代版的卖官鬻爵。这些行为之所以危害较轻，是因为它们更接近古代卖官鬻爵的实质：用金钱交换的，大多只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衔。
卖官鬻爵这个事例说明，所谓古代社会的糟粕，有些是历史条件、社会现实变化之后的结果，而非这个制度在它诞生的时候，就完全是坏的。对于卖官鬻爵来说，曾经也是有较大益处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将古代卖官鬻爵行为的实质进行了分解，好的内容单独拿出来，成为固定规范的现代制度。剩下的的坏内容，就应该彻底抛弃。
有一件事情比较有意思。当今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实际上也类似公开的卖官鬻爵：没有雄厚的资金，很难获得选举的胜利。多名参选人最终只有一位胜出，可以看作非普遍化的卖官鬻爵，而是一个官爵的公开拍卖。要让这种现代版的卖官鬻爵减少害处，唯一的办法还就是中国古代的方式，让这个权利职位更多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阿扁成为大贪污犯，就是因为西方选举制度没有让民众卖出的“最高权力”只成为一种象征的荣誉，而是给予这个卖出的权利太多的实权。美国式的选举之所以明显的贪污较少，是因为这种卖官鬻爵所形成的总统，在很多时候，只是虚衔。总统行使权力，往往要听从背后的指挥。因此，选举制度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选民作为主体在卖官鬻爵，利益集团是真正的花钱买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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